雕刻时光

三星堆众鸟造型考

     
    一、鹌鹑造型
   
    三星堆二号坑出土的众多铜器中，有许多鸟类造型。显然，这是三星堆人对鸟类产生的特殊情结。一方面，由于蜀地当时鸟类繁多，千姿百态， 使蜀人引以为豪； 另一方面，鸟类有灵活的翅膀能够自由飞翔， 甚至上达碧霄，进入人类难以到达的境界，使三星堆人十分艳羡； 鸟类还有种种不平凡的能力，足以令人产生敬畏之情，甚至让人崇拜。
   
    在坑里各式各样的鸟型中，最为朴实的，莫过于 《三星堆祭祀坑》报告编号为 Ｋ２③：193－2的铜质残足鹌鹑。它残高5.2厘米，宽4.5厘米，体形甚小，似乎是某一器物上的附件。鸟的头顶较平，圆眼鼓出，接近顶部，好像青蛙。喙短而尖，颈子较粗，全身布满条带状的鳞纹羽毛；前圆后尖的贴身翅膀比较小巧，上有表现羽毛的花纹，没有尾巴；其足部业已残断。
   
    对比一下鸡形目雉科鸟类，铜鸟形象与鹧鸪和鹌鹑都比较相似。鹧鸪体长约30厘米，毛色黑白相间，看上去好像鳞片，与铜鸟身上所表现的鳞纹一致。刘逵《吴都赋注》说：“鹧鸪如鸡，黑色，其鸣自呼。或言此鸟常南飞不止。”四川山鹧鸪叫声近似“获窝”，栖息于生有竹林或灌丛的山地，数量不多，现仅分布于雅砻江下游，成都一带少见。看来铜鸟形状虽接近鹧鸪，但可能不是鹧鸪。
   
    鹌鹑形似鸡雏，长约20厘米。周身羽毛呈黑底白色的条带纹，成为它的显著特征；而铜鸟身上正明显刻画着这种条纹， 因此这一残足铜鸟可定为鹌鹑。上古先民以为小型鹌鹑是田鼠变的，因此 《夏小正》上就写有“田鼠化为”的话，就是鹌鹑。它肉肥味美，是古老餐桌上的名品；古书上常简称为鹑，所谓“鹑之奔奔”。《诗经·伐檀》也有“不狩不猎，胡瞻尔庭有悬鹑兮”的话。《本草纲目》说：“鹑大如鸡雏，头细而无尾，毛有斑点，甚肥。雄者足高，雌者足卑。其性畏寒。其在田野，夜则群飞，昼则草伏。”李时珍还指出：“鹌与鹑，两物也。形状相似，俱黑色；但无斑者为鹌也。”
   
    《山海经·西次三经》“帝之下都”的昆仑之丘，有鹑鸟“是司帝之百服”，专门管理天帝的服装。体形素朴的鹌鹑却成为服装师，有点令人费解；因此《禽经》说这里的鹑鸟，并非鹌鹑，而是漂亮的赤凤。不过古代天文学的二十八宿分野中，南方朱鸟七宿即取像于鹑，居中的柳宿，名为鹑火，在汉唐铜镜上绘出的图像，却很像矮矮胖胖的鹌鹑。这七宿前部称为鹑首，后部称为鹑尾，就因为中间有这个鹑火。
   
    残足铜鸟刻意表现鸡形目鹌鹑的原因，除了这种鸟的食用价值和药用价值以外，恐怕还有内在的条件，那就是雄性鹌鹑相当好斗，让三星堆人乐于铸造。旧时民间娱乐，斗鹌鹑是其中之一。也许这种尚武精神， 才是当时人们所提倡的气质。
   
    二、飞鸟造型
   
    二号坑出土最具特色的器物之一，就是报告编号为 Ｋ2②：94的铜质大型神树。这件宝器埋进坑里以前，就经过破坏者残酷地砸断和焚烧；通过考古精心修复后，通高3.96米。它的底面有一个直径约0.93米的座圈，圈上从3个方向用3个近似“人”字的树根拼接成座，高约0.37米；考古家认为可能象征着云气弥漫的三山。从这底座中心向上伸出一根圆杆，作为树身，由两段树干和顶上的树尖三部分嵌套而成。在分段的地方各有一个圆盘，盘上镂空成炯纹。在树根顶部和靠下两圆盘的上部，分别向外伸出3根树枝：因而全树3层共有9枝。每层树枝有两枝造型相同，即从基座伸出直干，通过套箍延伸出弯成拱门状的枝条，作下垂姿态；其末端接一小圆盘承接的花朵。花朵由3个花瓣构成，不过其中有一片花瓣异化成镂空的鸟羽状，横向伸出；中心部分是一个桃状的果实。在拱顶附近，又分出一小枝，带有小圆盘和花朵，花朵上面站着一只鸟儿。每层树枝中的第三枝，枝条比较特殊，它分出下垂的两岔：其中一岔与上述枝条造型相同；另有一枝有个鸟儿站在花朵上，它那下垂的末端也有花朵，花瓣正常，但像个喇叭似地朝向树外。神树的树尖顶部，业已残断，只剩下花蒂部分；上边是否还有枝条和立鸟，则不得而知。整个树身残高为3.59米。树根底座除了顶上伸出3根枝条以外，另从底圈上伸出一枝带有龙头的弯曲藤条，端部已经折断；现存部分还伸出4根下垂的枝子， 末端分别挂着小型的刀、纤细的人手、两叠的花蕾、较大的刀。这种怪异的构图，仅仅是艺术上的创新，还是另有深邃的文化含义？目前还未作深入的研究，甚至连报告描述得都不够准确。
   
    大神树9个花朵上的9只鸟儿，全都背对树干，造型完全相同：均有不大的羽冠；鸟眼椭圆，向内带有明显的眼角；鸟喙稍长，末端下钩；喙上有鼻线和口缝，口缝前端有小的穿孔，可以穿进铜丝（也许代表啄蛇）。鸟身有羽毛图案，鸟尾上翘，鸟足显得劲力；所有鸟翅膀都被强力折断无存。坑内另有一件编号为Ｋ2②：194的残缺神树，只剩下底座和一根枝条，但在枝头的花朵瓣顶，竟然站着一只大难中漏网的鸟儿。它的造型虽与前述各鸟相同，但却有十分完整的翅膀： 它的双翼左右张开，翅膀弯折成90°，作起飞状。由此可知，前述那9只鸟的翅膀如果没有折断， 都应该是这种样 子。当前有许多三星堆研究者讨论器坑的性质时，笼统地归之于祭祀，还把种种器物遭到火焚、打砸和折断，说成是为了祭礼的需要，并引经据典地进行论证；他们为什么不仔细看看那些鸟的翅膀，想一想为什么大多数被折断，而独独漏网这一件？这明明是满门抄斩之时，侥幸逃出了一个伍子胥！在这样的背景下， 还能硬说是正常的祭礼吗？
   
    这件残损得出奇的神树上，考古工作者找到了另一只鸟儿，编号为Ｋ2②：194-1。它高21.4厘米，比前述那些鸟儿略大， 但造型全同， 翅膀不幸也被折断了。它似乎可作上述各鸟的总代表。
   
    神树上鸟种的判别，众多研究者已经讨论得比较透彻，大都根据《山海经·海外东经》“汤谷上有扶桑，十日所浴。在黑齿北，居水中。有大木，九日居下枝，一日居上枝”这么些话。《大荒东经》也有类似的提法：扶木“柱三百里， 其叶如芥。有谷，曰温源谷。汤谷上有扶木。一日方至，一日方出，皆载于乌。”如此等等。汉王充《论衡·说日》介绍说：“《禹贡》、《山海经》言日有十。在海外东方有汤谷，上有扶桑。十日浴沐水中。有大木，九日居下枝，一日居上枝。”《楚辞·招魂》汉王逸注：“东方有扶桑之木，十日并在其上，以次更行。”这是中国人最古老的神话：当初天上有10个太阳，轮流从东方的汤谷出来。“汤”就是滚开水。由于古人相信大地的四边是海，太阳必然从水里爬出来，会把水弄得滚开。支撑着初升时嫩弱的太阳的，是海中一株叫做“扶桑”的特大树（直径就有300里），正是这树把一个个太阳轮流抬上天空。后来觉得树子是固定不动的植物，助升太阳不够恰当， 便想到有一种神鸟背着太阳升空，那便是“乌”，现在称为乌鸦。其所以选择这种比较普通的鸟类来背太阳，可能因为它们的毛色黑亮，那是被太阳长期烘不错!出来的结果。这些神话，为普天下所共有，西蜀当然认同。同时，西部人承认太阳升起的地方，有这么一株扶木。
   
    《楚辞·天问》“羿焉 日，乌焉解羽？”王逸注释说：“《淮南》言：尧时十日并出，草木焦枯。尧命羿仰射十日，中其九日。日中九乌皆死， 堕其羽翼。”《淮南子·精神》指出：“日中有踆乌。”《论衡》说那是一种三足乌。汉代纬书《春秋元命苞》说：“乌者，阳精”；由于“阳成于三”， 所以有三足。由此可见，神话后来发生了转移， 背太阳的乌鸦跑进太阳当中去了。最后，太阳与乌鸦合为一体， 乌鸦就成为太阳的替身。按此推证，神树上的那些鸟儿，显然就是代表太阳的乌鸦，它们一共 9个，表示最初的9个太阳。
   
    至于坑里神树是不是扶木（ 扶桑），目前还有着不同看法。《淮南子·地形》“若木在建木西。末有十日，其华照下地。”原来“若木”的末端也有着十日。《山海经·海内经》指出：“南海之外，黑水、青水之间，有木名曰若木，若水出焉。”按《水经注》的说法，那若水就是雅砻江，位于四川西部。《大荒北经》“ （一作灰） 野之山，上有赤树，青叶赤华，名曰若木。”郭璞注“生昆仑西，附西极。其华光赤，下照地。”《文选·月赋》注引此经，下文还有“日之所入处”一句。可见若木和十日，也可以算是西部的产物。神树有可能就是若木。不过，无论扶桑和若木，书上都没有明确说它们有9根枝条；倒是《海内经》描写的建木，虽然“百仞无枝”，但“上有九，下九枸”，是弯曲着的枝，枸是卷曲着的根，倒很像神树的模样。
   
    乌鸦是四川常见的雀形目鸟类。有一种大嘴乌鸦， 体长可达60厘米；通身黑色，有粗大的鸟喙， 鼻孔附近有着长毛，腿脚强健；神树上的铜鸟也具有这些特征。乌鸦比较机警，飞的时候不断地回头张望，发现危险，就急速鼓动双翅，飞向远处。它们平时喜欢结群，多时可以形成几百只聚在一起的团队。清晨鸦群沿河谷飞来，上午和下午频繁觅食，中午就在附近的树上休息，傍晚再按原路飞回栖息地；生活很有规律，可说是随着太阳的升降而作息，也许这就是古人把它们和太阳联系在一起的原因。古代还把乌鸦作为提倡孝道的样板，据说在幼鸟长大之后，常常觅食反哺其母，传为佳话。
   
    此外，坑内还出土一件编号为Ｋ2③：193-9的铜鸟头，颈部以下完全残缺，宽11.7厘米，高7.4厘米，带有浅的冠羽，喙部较长，有镂空的口缝。形态与神树上的铜鸟一致，也应该就是乌鸦。
   
    可是编号为Ｋ2③：301-3的铜鸟，就比较特殊。此鸟宽15.4厘米，通高27.8厘米，立在一个穹顶圆座上，下面似乎可与另一柱状物套接。那鸟的形状更像乌鸦，很浅的冠，略钩的喙，可是背部却高高耸起一支云形羽翎，尖端有膨大有孔的3支翎毛，仿佛另加了一根翅膀，于是就把它带进了神圣的领域。它或许是古蜀人心目中神化了的飞乌，名副其实的太阳鸟。
   
    与此性质相近的，还有编号为Ｋ2③：193-4的鸟形饰。它器形扁平，宽6.5厘米，残高9厘米。平面上呈鸟形，腿足残断。冠羽作双歧状，下钩的鸟喙比较厚实，口缝前端有一穿孔，套着一个铜丝圆环。鸟身有波状横纹，翅膀上抬，端部并向前勾卷，纹饰华丽。尾羽上下分岔，上岔上翘呈关刀形，尖端折断；下岔形如双勾云雷纹。另一件鸟形饰编号为Ｋ2②：70-9，宽7厘米，高13.1 厘米。鸟头与上述器物相同，只是缘端穿孔没有贯穿物。奇怪的是喙壳上和头顶上分别耸起一支高高的刀状羽，与下面翅膀延伸出来的刀状羽基本平行， 排成一个“川”字。这两件鸟饰的基调似乎都是飞乌， 但已刻意使之神化。
   
    三、鸾凤造型
   
    在二号坑中， 还发现一些羽毛华丽的铜质鸟类。编号为Ｋ2②：213的一件比较典型，似是小型神树顶部的立鸟，宽4.5厘米，高8厘米。它站立在残断的三瓣花中间果实上面，头上耸立着3支冠羽，羽端膨大成桃形，上有穿孔，以表现像孔雀那样的漂亮羽毛。鸟眼圆大，内眼角明显；喙端下钩，穿有一孔，贯穿着一根铜丝，表示它能够操纵蛇类。鸟身上有显示羽毛的鳞纹，双翼以贴身的云纹加以表现；尾部略翘，尾羽十分突出，分为上下两股，每股各有3支与冠羽相似的翎毛；其中向下弯曲的3支羽孔中，都贯穿着扭成“8”字形的铜丝，用以表现孔雀尾屏的那种艳丽，或者竟表示尾羽上盘着蛇类。
   
    值得注意的是《山海经·海内西经》说，立在昆仑丘上面的“开明兽”的西边，“有凤皇、鸾鸟，皆戴蛇、践蛇，膺有赤蛇。”它的北面，“凤皇、鸾鸟，皆戴盾。”可见鸾凤这一类的鸟，本是蛇类的克星，因而二号坑所出那只嘴上衔蛇、尾上穿蛇的铜鸟形象，定为鸾凤，就没有什么可奇怪的了。这只铜鸟造型，补充了近4米高的大型神树顶尖残缺之不足。推想在神树顶上，原先可能就站着这样一只克蛇铜鸟，统领下面那9只太阳鸟。因为它是古人视为神圣的鸾凤，担任鸟儿的领导完全够格。
   
    《山海经·南次三经》丹穴之山“有鸟焉，其状如鸡（一作鹄或鹤），五采而文，名曰凤皇。首文曰德，翼文曰义，背文曰礼，膺文曰仁，腹文曰信。是鸟也，饮食自然，自歌自舞。见，则天下安宁。”这鸟全身都写着道德信条，类似今天的人体广告，岂不可敬！郭注引《广雅》说，凤的形象是鸡头、燕颔、蛇颈、龟背（今本作鸿身）、鱼尾，具有5种动物集合的特征。《说文》引“天老”的话略有不同：“凤之象也，鸿前、后、蛇颈、鱼尾、鹳颡、鸳思（腮）、龙文、龟背、燕颔、鸡喙”，集合了10种动物的体态，更为神圣。与凤相近的还有鸾鸟，《西次二经》女床之山“有鸟焉，其状如翟，而五采文；名曰鸾鸟。见，则天下安宁。”翟，就是野鸡。《说文》说：“鸾，亦神灵之精也。赤色，五采，鸡形；鸣中五音。颂声作，则至。周成王时，氐羌献鸾鸟。”相当于红腹锦鸡。
   
    不过，鸾凤毕竟是神话传说中的鸟类，与现实还存在一定距离。最接近铜鸟模样的现实鸟类，恐怕要算鸡形目雉科的孔雀。雄性孔雀体形颇大， 头上有折扇状的羽冠，尾羽延长出巨大的锦屏； 毛色不但五彩斑斓，而且带有金属光泽，目前多产于云南，大概古代四川也不罕见。由于孔雀具备各种彩色，因而成为鸾凤的原型；又因中原比较少见，于是产生出许多故意夸张的说法，附会成神话鸟类。
   
    与克蛇铜鸟造型相近的，二号坑中还有编号为Ｋ2③：239-1的残足铜鸟。它宽11.6厘米，残高7.2厘米。头上冠羽形状也是端部膨大有孔，但并非 3支，而是一前一后两支，前短后长。鸟喙较尖， 上有穿孔。左右翅膀都呈上下分岔（右翅残损）；扇状的尾羽同样是上下分岔，上岔并排有4支羽翎，但下垂的下岔已折断无存。这件造型所表现的，也应该是传说中的鸾凤之属，只不过华丽的程度有所淡化，较为朴素而已。鸟类中（如孔雀）雌性远比雄性淡朴，与人类正好相反；因此这件铜鸟当为雌性。
   
    编号为Ｋ2③：296的铜神坛顶部左右装饰，也有羽毛华丽的神鸟。鸟的云纹状冠羽高耸，上端业已折断；鸟翼上翘作飞翔状；尾羽上下分岔特别夸张，构形仍是冠羽那种云纹，但上岔也被折断。鸟眼较大，钩喙上有穿孔；鸟体连同它上耸的冠尾羽，构成了神坛顶部的左右支柱。从它们所居的位置和形态来看，应当也属于鸾凤这种神话鸟类。
   
    四、鹰隼造型
   
    二号坑出土一件铜鸟头的造型，十分引人注目。其编号为Ｋ2②：141，体形较大，通高40.3厘米，纵径38.8厘米，横径19.6厘米，有着浅浅的羽冠，眼睛很大，眼角下弯。出土时，还能见到眼珠周边涂有朱色。鸟喙内钩，口缝处也有涂朱； 这表明它备受三星堆人的重视。鸟的颈部平截， 颈背及左右颈根各有一个穿孔，可见当初是钉在木质或铆在铜质的身躯之上的。
   
    铜鸟所表现的主要是力量；所涂的朱色，应当表示血色。它显然就是隼形目一类的食肉性猛禽。此类在群鸟中体形最大，喙部强利，视觉敏锐； 而且翅膀发达，善于疾飞和翱翔；腿脚有力，钩爪锐利；足以在鸟类中称王称霸。这种鸟，应该是古蜀人崇拜的对象。
   
    鹰隼类众鸟有不同的名字，《本草纲目》引《禽经》说：“善搏者曰鹞，窃玄者曰雕”；“骨曰鹘，曰鹞，展曰 ”；“小而鸷者皆曰隼，大而鸷者皆曰鸠。”李时珍说：“鹰，以膺击之，故谓之鹰。其顶有毛角，故曰角鹰。其性爽猛，故曰 鸠。”相传上古时代的少昊氏的五个官职，就是以“鸠”来命名。“盖鹰与鸠同气禅化， 故得称鸠也。”这类猛禽虽然强悍，在古人眼里它们也有仁慈的一面。“鹰不击伏，隼不击胎；鹘握鸠而自暖，乃至旦而见释。此皆杀中有仁也。”
   
    与此类同的还有一件可以悬挂的鸟形铜铃，编号为Ｋ2②：103-8，通高14厘米，宽8.1厘米。顶上有个钮环，穿有“8”字形的链子。鸟头上有浅羽冠，眼睛颇大，眼角下弯；鸟喙内钩，与前述铜鸟头几乎是一个模样。鸟头以下，用两大片羽毛显示鸟身；前后各出一支小翅，分开如“八”字形；巧妙地构成铃身。铃舌作獠牙状。显然，这又是一件鹰隼造型。
   
    现实中的鹰隼，令人生畏的地方，也就是令人称羡的地方。鸟类的利喙和锐爪，虽然比人类钢劲，但人们可以制造更加锐利的武器，超过那些鸟族。可是鹰隼的劲翼，人类还制造不出，因而无法像它们那样在高空飞翔。这一点鹰隼大大超过了人类。仅仅能够飞翔，那还不算神奇；神奇的是鹰隼们能在高空看清地面上的一切，包括奔跑的小兔。只要它们认为必要，就能一掠而下，准确擒拿。它们那种特殊的视力，人类也无法模仿。所以三星堆人便对鹰翼和隼目崇拜之至。不过这并非崇拜翅膀和眼睛本身，而是崇拜翼和目所产生的能力和能量。在二号坑里，还出土了5件“眼形饰”，其造型为眼睛与翅膀的组合。71件“眼形器”，菱形眼眶中间鼓起眼球，那是概化了的组合翼眼。此外还有33件“眼泡”，单纯是鸟的眼睛；有些眼睛制造得特别鼓，充分向前努出，极力表现其中凝聚着的能量。有些考古家提出：蜀人有一种“眼睛崇拜”习俗，即主要据此而言。结合到篆体“蜀”字的写法（就是突出眼睛的人），加上三星堆大型铜面具圆柱形的眼珠；证明那种对眼睛的最大夸张，皆为崇拜眼睛的结果。这些论点甚有道理，可惜未从根源上解释蜀人为什么要崇拜眼睛，而不去崇拜鼻子或耳朵。如果联系到鸟类眼睛锐利上头来，问题便会迎刃而解。
   
   
冯广宏，四川省文史研究馆（成都）馆员

红小兵

是什么鸟我看不明白，需要查找资料的！！！
看来三星堆不是简简单单的一个图腾氏族啊！！！应是鸟夷胞族或数支鸟夷的联盟！！

雕刻时光

鸟图腾与巴蜀族徽
     

    三星堆文化没有文字,但有象征符号,鸟、虫、鱼、人、羊……特别是鸟形器与鸟形纹,一眼即能辨认。这些符号与纹饰一道,构成一个把自然界与人间万物召唤在一起的神秘系统。这是远古以来图腾崇拜的遗存,其中尤以鸟图腾最为明显。从空间上看,以鸟图腾为巴蜀族徽的器物分布最为广泛;从时间上看,鸟图腾有自身的发展历史。
   
    一、从氏族徽铭图腾到文化图腾
   
    绝大多数三星堆文物被集中发现于两个祭祀坑,而并非像大多数三代文物是在墓地被发掘。从龙山文化时代起,黄河流域形成的新石器文化中心地区,已普遍出现大型墓葬和祭祀建筑。但至少到现在为止,三星堆古蜀时期墓葬现象还鲜有发现,这表明与中原地区相比,其宗教内涵有所不同,宗庙式祖先崇拜还未形成,其祖先崇拜内容还处于原始宗教早期阶段,与动物自然图腾崇拜并存。
   
    三星堆遗址是一个古国、古城、古文化遗址,其埋葬现象也不同于商文化时期。“倾倒”在两坑中的器物数量大、种类多,并且有明显的焚烧痕迹。这表明三星堆遗址不是一般的墓葬遗址,它不同于中原的埋葬体制,核心原因在于其宗教内涵有所不同。按翦伯赞先生的观点,是由于图腾崇拜的影响程度不同。“从宗教方面说,前氏族社会时代之万物有灵的信仰,到氏族社会时代,便发展为图腾主义。图腾主义与万物有灵不同之点,即万物有灵是对一般的自然现象及动植物之盲目的崇拜,而图腾主义则是对一种或数种特定的自然现象及动植物的崇拜。”图腾主义最初是发生于人类经济生活之外的性质,是对自然物之物质性的崇拜。但经过长期的发展,由于自然现象与特定的动植物之人格化,于是又造成了无数的神。据传说所示,“在中国历史上,自传说中之伏羲氏时代以至夏代,皆有图腾信仰存在。《左传》昭公十七年,郯子语云:‘昔者黄帝氏以云纪,故为云师而云名。炎帝氏以火纪,故为火师而火名。共工氏以水纪,故为水师而水名。大皞氏以龙纪,故为龙师而龙名。我高祖少皞挚之立也,凤鸟适至,故纪于鸟,为鸟师而鸟名。’这里所谓云、火、水、龙、鸟,都是当时氏族社会的图腾。”
   
    古代巴蜀宗教变革的核心是祖先崇拜内部的演化,而这一变化最直接的表现则是祖先崇拜中心的变化,三星堆文化揭示出宗庙式的大型祭祀场所是当时宗教活动重要场所,而非同周秦之际的家族墓地中心。由于在城郭中心的祭祀场地集中进行,表明古蜀时期祭祀对象集中,拥有共同的神灵。其祖先崇拜直接来源于图腾崇拜,二者形成交叉状态。
   
    从三星堆器物的分类来看,鸟形器占了绝大多数,其次是羊、龙等动物。人的面目往往与动物合在一起,很少独立的人像,即使有,也伴以动物特征并装饰有动物纹饰。这种器物分类表明,三星堆祭祀坑的祭祀对象为一些氏族共同的祖先,这些祖先又来自共同的图腾。
   
    考古实物表明,三星堆文明在其晚期的核心宗教观“祖先崇拜”形成之前,有一个相当长的鸟兽自然图腾崇拜时期。这二者之间迄今仍难以发现交界的痕迹,可以说图腾崇拜孕育了三星堆文明的祖先崇拜观念,不仅其所祭祀祖先神灵直接由图腾崇拜脱胎而来,而且,二者在祭祀观念、祭祀仪式上有着明显的交叉融合的特征。图腾是识别三星堆文明的标志。
   
    三星堆以鸟形器为主的大量动物造型器物的存在,表明它离一个以动物图腾为主的图腾崇拜时代并不遥远。从原始宗教发展来看,祖先崇拜的文明程度更高,因为它是人类对自身灵魂的崇拜。而图腾崇拜是人类对自然界的现象和生物的灵魂的崇拜。图腾崇拜的对象往往是人类维持生存所必须的生产生活资料,作为自然界现象和生物的灵魂,又代表着人类生存的抽象,乃至发展为生命力的抽象,自然界——生产资料——某种生命体,形成图腾崇拜的生物链。当图腾崇拜与人类生命的繁衍和维持联系起来之后,就形成祖先崇拜的萌芽,人类从崇拜生活资料的本身,进化到崇拜获取生活资料的劳动经验,形成对祖先及氏族英雄的崇拜,祖先崇拜开始形成。
   
    所谓图腾,又分为两种,一种是作为氏族徽铭的图腾,一种是经过加工作为象征的文化图腾。前者是远古时代的原生态记录,后者则作为民族文化的传承,至今还在某些地区民间宗教中使用。三星堆古蜀文化从氏族族徽的图腾走向文化图腾。
   
    “按照中华民族的文化史迹,图腾即人类族团。该族团聚居区,该区域内有代表性的或与该地人民生活发生密切联系的某物类、或族团的重大社会发明、社会分工等的一体化表征。其图文标志化,为徽铭。徽,即标志,铭,即‘自名’,称扬祖先以励后人。《礼记》:‘夫鼎有铭,铭者,自名也,自名以称扬其先祖之美,而明著后世者也。……铭者,论譔其先祖之有德善功勋劳庆赏声名,列于天下,而酌其祭器,自成其名焉,以祀其先祖者也’。”氏族徽铭图腾必然要经过文化图腾才能发生作用并传承下来。
   
    “凡被族团崇拜并作为族徽号标志的自然物类,皆谓自然图腾。它把自然图腾描摹改写为艺术形象———人的能动意识使其物化为意态形象时,就是文化图腾,二者不能混。图腾内涵,就构成一个族团群体、首领、个人裔支的世代相承的共同称谓,共同‘始’、‘氏’,共同的标志,共同的旗帜(徽铭),由此而有原生图腾”。图腾是一个包容性的文化形态,既有物质性,又有精神性,既有符号徽识性,又有直观形象性;既是观念习俗的,又是神圣宗祀的;既是实用的,又是哲学意味的;既是现世的徽帜,又是族史丰碑。它简直无所不包,并由此派衍出象形文字、指事文字、会意文字、标声文字、绘画、纹身、服饰、习俗、宗祀礼仪等等。图腾崇拜,及由此产生的图腾徽铭文化、图腾制度,是许多中国远古史之谜的一把钥匙。”
   
    氏族徽铭图腾到文化图腾的转换过程在三星堆器物中体现得较为充分。神话记载也与三星堆文化图腾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三星堆器物表现的神秘性,正来自于其族徽图腾以及文化图腾的复杂性。这个神秘系统证实,三星堆宗教内含有一个由动物崇拜到祖先崇拜转化的过程。
   
    古蜀氏族祖先的传说伴随着某些神圣的动物、植物,半人半兽,这些远古祖先的形象就成为图腾的由来。图腾又是氏族神的起点,由远古祖先半人半兽的形象,到图腾崇拜,再到氏族神崇拜,应该是三星堆图腾崇拜观念的主线。三星堆所供奉的神,就发源于图腾崇拜所显示的远古祖先神灵。可以推测,在古蜀王族这个地方不只一个部落,其中有些部落信奉的保护神为鸟神,有信奉龙神的,有信奉羊神的。从《山海经》等神话记载可见,很多氏族与某些动物神有关,而与祖先崇拜相结合的英雄崇拜在蜀地则不多见。在华夏各族,女娲、伏羲这些祖先神、创世神更多具有人形,但伏羲女娲仍是人首蛇身。从三皇五帝开始,各氏族部落都有自己的图腾,蜀族也不例外,并且这种图腾的信仰一直流传到后代。据翦伯赞著《先秦史》所说:东方伏羲氏为蛇(或龙)图腾;北方犬戎族为犬图腾;南方大多以猛兽为图腾;中部炎帝族,牛图腾。西方黄帝族的首领黄帝号有熊氏,为熊图腾。其它统率的氏族以熊、罴、貔、貅、虎为图腾。西南蜀地远古图腾无可靠的文献记录,而三星堆文化的出现,以实物的方式显示,鸟图腾是其主要的氏族神,以此产生鸟为图腾徽铭的文化图腾。证据有三:一、三星堆器物中鸟形器、鸟纹饰占了绝大多数;二、神权王权合二为一的金杖上面鸟的刻纹在中心位置;三、与鸟有关的神树。
   
    鸟崇拜有深远的自然、历史、社会原因。蜀地多山川河流,四周高山峻岭,鸟是当时人们所知道飞得最高、飞得最远的动物。鸟的作用十分神奇,由于它与人们生活可远可近,与自然万物、草木虫鱼能相处和谐,甚至在“鸟”通“日”的传说中,还可指代太阳,而为终日雾霭遮蔽的蜀地带来光明,发挥着不同寻常的社会作用。《山海经》记载了大量有奇异作用的鸟:
   
    “小华之山……鸟多赤鷩,可以御火。”
   
    “英山……有鸟焉,其状如鹑,黄身而赤喙,其名曰肥遗,食之已疠,可以杀虫。”——《山海经·西山经》
   
    “梁渠之山……有鸟焉,其状如夸父,四翼一目,犬尾,名曰嚣,其音如鹊,食之已腹痛,可以止痛。”——《山海经·北次二经》
   
    “北号之山……有鸟焉,其养如鸡而白首,鼠足而虎爪……亦食人。”——《山海经·东次四经》
   
    “青要之山……其中有鸟焉……其状如凫,青身而朱目赤尾,食之宜子。”——《山海经·中次三经》
   
    “有比翼之鸟。”——《山海经·大荒西经》
   
    多种奇异功能,超凡神力的鸟,在《山海经》等文献记载中大量出现。联想到这些描述中鸟所生存的环境,可以看作是有着真实的现实依据的远古西南地区先民生活现实的神话反映。由此可以联想到古蜀先民对于鸟的神力的依赖和崇拜。鸟与祖先神联系在一起,鸟“有功列于民者”,鸟的图腾作为氏族神图腾的徽铭与祖先神自然联系在一起了。斯宾塞在其代表作《社会学原理》中分析了这种氏族神崇拜背后的人格化因素:“在这种超自然神的背后,也正如在其他一切超自然神的背后一样,我们可以找到某种属于人类特性的人格。对于一切超越于普遍事物的东西,野蛮人就认之为超自然的神圣的。超群的氏族神也是如此。它也许不过是记忆中帮助建立部族的动物;也许是一位以孔武有力、骁勇善战而知名的领袖;也许是一位享有盛誉的巫医;也许是某些新器物的发明者,甚至他也许并非部族的成员,但却带来了智慧和知识的异乡人;或者也许是由于征服获胜而握有主权的优越种族的一份子。”
   
    在图腾与氏族神的关系中,图腾是一个包容性更大的文化现象。人类学家马林洛夫斯基认为受到“图腾信仰”的动物,都是用作大宗食料的。他引弗雷泽的观点分析说:“图腾制是一种密切关系,相信存于两种对象之间:一面是宗教人群,一面是天然物或人造物;后者便是前者的图腾。所以图腾制包括两方面:一面是社会的状态,一面是信仰实现的宗教系统。宗教一面,表现初民对于环境的关心,以及对于重要物体取得联系而且加以控制的欲望。这类物体,最普通的是动植物,其次是有用的无生物,很少是人自己的制作物。受到‘图腾信仰’的动植物,都是用作大宗食料的,不然,最少也要可食,有用,或作装饰的。这些图腾物都为图腾族的分子视为禁忌。欲使前者繁殖,后者有时举行仪式与礼节。至于社会一面,图腾制能将部落分为更小的单位,如人类学上的母系族、父系族,氏族或半族之类。”“因此我们所见于图腾制的,不是初民对于神秘现象的玄想,乃是两项心理状态的混合;一面对于环境中最为切要的东西有实利主义的顾虑,一面对于美鸟、爬虫、危险动物之类使人想象,引人注意的东西有一种先入的意见。”
   
    宗教人类学家认为,宗教的实质是社会属性,原始宗教同社会组织之间有亲密的关系。正如罗伯尔森·史密斯所说:“原始宗教主要为地方社会的事,而不是个人的事。”涂尔干说:“在大体上……一个社会只因具有超乎个人的势力,便也具有足以感动神圣之念的能力,因为社会对于分子就与上帝对于信徒一样。”因此,“图腾”是原始宗教中最社会化的反映,一旦某个氏族群体有了共同信奉的感动神圣之念的能力,并借用图腾作为族徽表现出来,就形成了某种集体心理结构,一代一代传下来。当族徽成为结构性的作用,本质就显示出来,形成某种文化。这种文化可借用宗教表现出来,更实用的方法是借用艺术,在祭祀活动中用艺术的方式表现出来。
   
    这种建立在社会协作基础上的图腾崇拜时期是走向祖先崇拜的关键时期。三星堆文化这一时期的遗存很多,承载着远古氏族的图腾神的多样混杂,又有着长江上游地区乃至巴蜀地区图腾神的独特性。这就是:一、以狩猎、渔牧为主的动物图腾;二、以氏族协作和分工的生产方式,突出对于自然的征服力。显然后者已具有对人类灵魂和生产经验的图腾,已经进入图腾文化阶段了。它表征为借图腾族徽凝聚氏族力量,使动物图腾转化为祖先图腾。
   
    《山海经》里记载了西南方11个古国,分别处于母系氏族社会、父系氏族社会。这些古国已有了明确的社会分工,或渔猎,或畜牧,或农耕。不同的“古国”实际上是不同的氏族,各自拥有属于它们自己的图腾。一个族团选择何种物类为图腾,是与他们生活的地域和地理环境特征、经济特征、谋生手段、社会分工联系在一起的。这些特征与族群、成员、地域、宗教信仰结合,用一种特殊的文化符号表现出来,以区别于他族。当选定的动物作为原生图腾之后,还有一个与族人结合的过程。图腾使一代一代的族人凝聚起来、传承下来,同一族团形成共同祖先,敬祖崇拜也就产生了。
   
    翦伯赞先生认为:“祖先崇拜从图腾主义发展出来的痕迹,我们至今还可以从神话中看出来。在神话中,把许多神话人物都描写成一半动物一半人类之人兽混体的形象。这种人兽混体的形象之创造,说明了当时的人类企图预予祖先的灵魂以图腾之威力,因而在人类与动物的肉体型上建立其关联,从而企图从肉体的关联达到灵魂的过渡。”在《山海经》的神话中,有“豹尾虎齿的西王母”,有“人面豹尾”的武罗,有“人状虎尾”的泰通,有“人面、羊角、虎爪”的器圉,有“人身龙首”的计蒙,有“兽身人面”的祝融,有“牛状、八足、二首、马尾”的天神,有“人面、牛身、四足、一臂”的飞兽神。此外,还有“人面马首”、“人面蛇身”、“马身人面”、“豕身人面”等各种人兽混体的神灵。“这些神灵,一方面是动物的人格化;另一方面,又是人类的动物化,就在动物的人格化与人类的动物化之相互的关系中,于是完成了由图腾崇拜到祖先崇拜之转化。”有不少三星堆器物体现了巴蜀族徽特征,如羊与人的结合就是“羊身人面”族徽,鸟与人结合就是“鸟首人身”等等。除人兽组合之外,族与族之间还可以联盟,比如龙族与鸟族结合,便有了氏族图腾徽铭的混杂组合,于是有了“龙首鸟身”,或者“龙身马首”。随着生产方式的变革,出现两个以上族团的联盟,也就有了更复杂的组合。联合是一种趋势,分化则是另一种趋势,因此又有了同一祖先分化出来的衍生分枝的图腾,比如龙就分成了数十种象征物。各族的联盟与衍生几乎是同步发展的。
   
    从器型上看,三星堆文物除人面具之外,基本上都是人与动物组合,也有单纯的动物器型,这一点不同于二里冈文化,后者动物造型在器型上较少见,动物特征更多表现在纹饰上。而三星堆则不论器型、纹饰,可以说基本上都呈现出动物特征,可以说三星堆是一个图腾族徽时代的形象记录,在这点上,表现出独特的蜀文化特征。
   
    二、鸟图腾与巴蜀族徽
   
    (一)“纵目”与鸟图腾
   
    古代三星堆地域的郡望为“瞿上”。“瞿”字按《说文解字》的解释为“鹰隼之视也”。其特征就在于上有双目。它特别强调“视”即“眼”的功能。《华阳国志》也有“蜀人纵目”之说。“纵”的本义是“放”、“向上”,三星堆纵目面具表明了对眼睛的特殊崇拜;而“纵目”也是鸟的特征,它来自于对鹰类动物敏税目光的想象,从文化渊源来看,是鸟崇拜的产物。笔者认为,对“目”与“鸟”的崇拜构成三星堆图腾崇拜的核心内容。
   
    《山海经·大荒北经》:“有人一目,当面中生,一曰是威姓,少昊之子,食黍。”《海外北经》:“一目国在其东,一目中其面而居。”《海内北经》:“鬼国在贰负之尸北,为人面而一目。”据考,“中”者“纵”也,即面额上树立着一只眼(至今台湾省高山族蛇图腾纵立一目)。在《山海经》里也有龙神“纵目”之说。“纵目”是三星堆鸟图腾的主要特征。
   
    但是,就三星堆鸟形器图像形态来看,它还显示出更多的图腾特点,特别是与商族鸟崇拜的共同特点。
   
    (二)商族与蜀族鸟的图腾徽铭
   
    商王族为玄鸟族,有“天命玄鸟,降而生商”的传说,玄鸟即萑鸟。再看商族族徽。《山海经·大荒东经》:“有人曰王亥,两手操鸟,方食其头。”“亥”字示畜牧,鸟示鸟图腾。商人祭祖重器以鸮为图腾;苍龙、蜗龙只是作为鸮的陪衬。鸮鸟是商族徽,配以凤纹。妇好墓出土有鸮尊,可见其地位之高贵。鸮是猫头鹰一类的鸟,三星堆也有类似的鸟。
   
    商王族又称弱玄氏族,三星堆大量鸟形器的存在证明古蜀与商族的密切联系。在彝经《十大名将》中可以看到四川西昌、德昌等地历史上就有鸟兽图腾的记载。一个部落召集各氏族对外战斗,“……尔其为飞燕,尔若为飞燕,天空云际,与鸿雁颉顽……十大名将,来至阵前。”因此鸟图腾并非商王族的专属,在图腾时代,鸟图腾也是长江上游西南一带及古蜀地重要图腾。由于图腾时代早于商代,上面彝经提到了“飞燕”、“鸿雁”应是氏族酋长所统辖的氏族图腾徽铭,飞禽对飞禽,虎豹对虎豹,氏族间的战争以相类的图腾敌对,可以看到图腾的广泛使用以及先民对其依赖的程度。在原始社会中期,图腾已作为原始宗教的代码,可以代替神的意志。人们以隆重的祭礼向它乞灵,祭者相信这些神鸟能决定族人兴衰,并且它与人有血肉联系,相信不仅前世有鸟作为祖灵,后世也将变为鸟而获不死灵魂。那么,为什么鸟的崇拜现象那么普遍呢?应从神话中寻找解释。
   
    (三)大量鸟图腾形成原因试探
   
    上述对巴蜀族徽的发现使我们感到,以鸟为图腾徽铭的氏族部落是三星堆古蜀先民最大的部落,其它以羊为族徽的羝羌族和以蛇为族徽的鬼方等族属在这一地区都未形成大的气候,唯有鸟图腾,在这里形成最大的一支部落并延伸到后世,其原因有三点:
   
    之一,蜀地多山,各山神中多为异兽,有善有恶,而鸟是其中吉物。
   
    《山海经·南山经》:“基山……有兽焉,其状如羊,九尾四耳,其目在背……佩之不畏。”
   
    “浮玉之山……有兽焉,其状如虎而牛尾,其音如吠犬……是食人。”
   
    《东次二经》:“姑逢之山……有兽焉,其状如狐而有翼,其音如鸿雁……见则天下大旱。”
   
    这些“如虎”、“如羊”、“有翼”的异兽实为山神,属于组合型图腾氏族的族徽,其作用或“佩之不畏”,或“见则天下大旱”,使人畏惧,但鸟图腾就不一样了。
   
    《山海经·大荒西经》:“氐羌以鸾鸟。”(孔晁注:鸾大于凤,亦归于仁义者也。)
   
    “有弇州之山,五采之鸟仰天,名曰鸣鸟。爰有百乐歌舞之风。”
   
    “有白鸟,青翼,黄尾,玄喙。”
   
    “奇干普芳。善方者,头若雄鸡,佩之令人不昧,皆东向。”(孔晁注:奇干亦北狄。善芳,鸟名;不昧,不忘也。)
   
    这些见诸文献的神话传说直接描写了蜀地及西南方三鸟,为古蜀先民鸟的图腾崇拜留下了较为可信的文献依据,也为三星堆器物鸟的图腾文化留下了历史的注释。这里描写的五色鸟均为吉祥物。
   
    之二,众多胞族构成了鸟图腾的相异与聚集。上古以前巴蜀之地分布着不同的部族,以鸟为图腾的蜀族大概类似于少皞氏之族,由若干胞族构成一个部落,各部落又信奉着各自山神鸟为主体的图腾徽铭,我们可以参考少白氏胞族的构成与鸟图腾的关系:“属于第一个胞族之五个氏族,是以凤鸟、玄鸟、伯赵(即伯劳)、青鸟、丹鸟五鸟为图腾。”
   
    三星堆的部落构成形式与此十分相似,各部落有各自的鸟图腾,组织严密,区分多样,古蜀族鸟图腾已形成普遍的信仰。三星堆的鸟形器的不同种类显示出图腾在各氏族中不同的族徽特点。
   
    三星堆青铜器中鸟的种类很多,集中在二号祭祀坑。主要的器物功能为:一、作为青铜神树、神坛、神殿的挂饰出现;二、人形器的纹饰;三、鸟形人像。三者之中以挂饰居多。
   
    I号大型神树:标本K2②:94,在其树身部分“所有向上短枝花朵均有一鸟立果实上,鸟均作鹰嘴状钩喙,喙尖有一穿孔,尾上翘,尾羽镂空,翅膀多残断,面朝外”。
   
    II号大型神树也有类似的立鸟,“鸟头顶中空,作鹰嘴状钩喙,尾上翘,展翅”。
   
    小型神树的果实上有“人面鸟”,“头顶平,面部戴面罩,方脸,大眼,高鼻,大耳,耳廓外展,鸟身较短,宽翼,尾羽分叉向上下卷曲,上羽残断,有云状饰物”。
   
    小型神树上花朵、立鸟有13件,其中标本K2②:213,花朵中果实上有一立鸟十分奇特:“大头,头上耸立三支冠羽,羽尖上各有一小孔;钩喙,喙中穿一铜丝;尾上翘,尾羽向上下分开各三支,如孔雀开屏。”
   
    神坛标本K2③:296,最上层盝顶建筑镂空的一面“正中铸一鸟身人面像,鸟翅羽尖歧开如歧羽纹,坡顶鸟羽状纹饰与目纹相间排列。顶部四角各立一鸟,夔龙状冠饰,钩喙,喙有小穿孔,双翅上扬,尾下垂,利爪,身上有羽状纹饰”。
   
    礼器中圆尊标本K2②:146,肩部有一立鸟,另外三件V式圆尊,肩饰有立鸟。
   
    5件圆壘也分别饰有立鸟。
   
    除祭器、礼器上的鸟饰、鸟纹、鸟形器之外,还有大量鸟形挂饰。按《三星堆祭祀坑》对考古现场的分析,这些挂饰与铃、铃挂器结合使用。如F型“尊栖鸟形”挂饰,鸟的前后均有羽状翼,同铃的羽状翼相似。同样,鸟也呈钩喙、大眼、浅冠,额上有8字形链环,显然是系在某物上做为某种象征意义的饰物。
   
    最集中的物件为8件鸟形饰,共六种类型,有明显的不同,差异主要反映在翅羽和尾羽上。A型“翅羽尖端向前勾卷,尾下侧铸成双勾云雷纹状,尾羽高耸上翘呈刀形”。B型“头顶和翘尾上均有一高耸的刀形羽,排列呈川字形”。C型长尾,“尾羽球分歧,一尾羽在上,向前勾卷,另一尾羽下垂收成尖端”。D型羽翅呈刀状,一尾羽在上向前勾卷,另一尾羽尖端略下垂。(以上叙述参见《三星堆祭祀坑》)
   
    总结上述各类,可以看出鸟的相似之处在于嘴部:基本上都是钩喙,头部也大体相似,不同之处在于翅羽和尾羽,或下垂,或上翘;尾型或分岔或聚扰,此外有刀状尾羽和夔龙型尾羽,它们代表不同氏族徽铭以及各自所代表的族属神灵。当它们聚居在一起时,又显示出古蜀族鸟图腾的统一符号体系。
   
    之三,与其它动物相比,鸟的作用在巴蜀地域更为重要。
   
    鸟的种类多样反映出对鸟的重视与崇拜,在三星堆文化中,没有哪种动物像鸟这样既被描摹得逼真,又被夸张变型。在图腾文化中,三星堆鸟图腾是占绝对统治地位的一支。也没有哪种动物图腾像鸟图腾一样有崇高的地位。它出现在神树、神坛、神殿、礼器这些享有至尊地位的器物上,带有与神对话的性质,没有鸟、神树就失去意义,没有生命。
   
    在古代神话里,鸟的意象太丰富了,从简狄吞鸟卵生商契到后羿射日的“神鸟”,既有造物之意,又有创生之象。鸟的作用上通天文,下通地理,或“见则大旱”,或“可以御火”,其形象复杂多变、神秘怪诡,有状如人面、有五彩纹身。不仅有神圣作用,而且有世俗作用:可以“止病”,可以“止渴”,可以御兵,可以长寿,或为“比翼”,或为“牝牡”。其颜色:青、白、黄、红、五彩……不一而足。其品德被赋以仁义、勤劳、有信、忠贞。因此,几乎人间一切活动都有鸟的参与。鸟为各山山神,由山的不同决定了神的不同,也就决定了鸟的不同。大概因为鸟能腾飞与天接近,超过最高的山,最高的树,它被赋予了更多的神圣色彩。
   
    (四)鸟图腾与祭天
   
    鸟崇拜不仅属于巴蜀独有,鸟的图腾在商代以前早已有之,但可以说,在巴蜀之地,鸟图腾才真正得以大行其道,多方面显示了鸟图腾的作用。
   
    其中最重要的作用当属与太阳神有关的“天帝”崇拜作用。西南地区遗留下来的新石器时代崖画,可以看到西南地区土著与西北古羌人相似的借鸟的“飞腾”祭天帝的内容:
   
    “在云南邱北县南盘江流域的狮子山,考古工作者发现一只人形鸟的崖画。鸟用赭红色线条勾画而成,头部为鸟头形,有尖嘴,躯干由两条弯曲的线条组成,似象人体。其手臂上各有两组羽毛纹饰,头部画有冠状羽毛,纹饰不对称,上下翻飞,给人以鸟在空中回旋飞翔的动态感。”
   
    此外还有以鸟祭天的崖画。
   
    这些在石器时代产生在巴蜀地区的崖画,表现以鸟象征祭天,带有原始宗教的图腾崇拜的特征。三星堆神树上的铜鸟,神坛、神殿的各种铜鸟饰件,很多都与“天帝”崇拜发生关系,与对太阳的崇拜有关。
   
    因为鸟有替天行道的作用,《山海经图赞》称:“有神人面,身鸟素服,衔帝之命,锡龄秦穆。皇天无亲,行善有福。”
   
    鸟本身就是神灵:“北方禺疆,人面鸟身,珥两青蛇,践两青蛇。”(郭璞注:字玄冥,水神也。)(《山海经·海外北经》)
   
    在中国古代神话中,还有日、鸟同一说。《楚辞·天问》:“羿焉射日?鸟焉解羽?”(王逸注:《淮南子》言尧时十日并出,草木焦枯,尧命羿仰射十日,中其九日,日中九鸟皆死,堕其羽翼,故留其一日也。)《山海经·海外东经》:“尧乃令羿射十日,中其九日,日中鸟尽死。”
   
    按照天帝崇拜的观念,神灵是居住在天上的,与天最接近的动物便是鸟类,因而巴蜀有将天体崇拜与鸟图腾一体化的倾向,也就有了鸟崇拜的信仰,。他们认为,宇宙中的万事万物为天帝所造,由天神所主宰,这是一种由来已久的灵魂崇拜的仪式。以鸟为主要图腾徽铭的蜀族显然是这种仪式的倡导者之一。
   
    三星堆文化由早期图腾的自然选择,到鸟图腾的王权性质,再到神坛中鸟的神权位置,在器物形态的网状结构中凸显出鸟图腾的核心意义。从空间上看,三星堆丰富的器物是由鸟图腾召唤在一起的;从时间上看,鸟图腾有自身的发展历史。从早期简单图形的陶鸟头勺把发展到神坛神树上精致的铜鸟造型,可以看出在一个漫长的历史演变过程中不断注入的宗教观念与世俗需要。由实用走向审美,由图腾走向宗教,是器物形态与巴蜀图腾文化的必然走向。在图腾中注入宗教内容,也就使图腾走出了神性特征,而进入了人性特征。因为宗教是人的创造物,宗教内容寄寓了人的思索。至此,鸟的飞腾不再是早期生产活动的自然记载,它已进入了人类灵魂的探究,到达人的自由境界,这里直抵美的境界。鸟的作用被放大到不可知的程度,就只能靠天来指引了。天是无限的,鸟图腾作为巴蜀族徽所要达到的境界,也就被推测到神秘莫测的高度,表现出“祭天”与“齐天”,升腾与自由的原始宗教精神。   
   
    苏宁,四川省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四川大学道教与文化研究所在读博士

雕刻时光

引用:

原帖由 红小兵 于 2007-6-30 15:10 发表
是什么鸟我看不明白，需要查找资料的！！！
看来三星堆不是简简单单的一个图腾氏族啊！！！应是鸟夷胞族或数支鸟夷的联盟！！

三星堆文化内涵非常深!!!!!!   

红小兵

引用:

原帖由 雕刻时光 于 2007-6-30 15:08 发表
三星堆众鸟造型考

     
    一、鹌鹑造型
   
    三星堆二号坑出土的众多铜器中，有许多鸟类造型。显然，这是三星堆人对鸟类产生的特殊情结。一方面，由于蜀地当时鸟类繁多，千姿百态， 使蜀人引以为 ...

三星堆的鸟图腾是后来迁徙过来的！！是少昊帝分封的！！！与地产鸟不要过多联系！！因为时间和环境都有差别的！！

雕刻时光

引用:

原帖由 红小兵 于 2007-6-30 15:18 发表

三星堆的鸟图腾是后来迁徙过来的！！是少昊帝分封的！！！与地产鸟不要过多联系！！因为时间和环境都有差别的！！

远古时代的故事已经模糊不清了.   

红小兵

没有人会做这些事情的！！！！很累很累！！！！

红小兵

三星堆文化由早期图腾的自然选择,到鸟图腾的王权性质,再到神坛中鸟的神权位置,在器物形态的网状结构中凸显出鸟图腾的核心意义。从空间上看,三星堆丰富的器物是由鸟图腾召唤在一起的;从时间上看,鸟图腾有自身的发展历史。从早期简单图形的陶鸟头勺把发展到神坛神树上精致的铜鸟造型,可以看出在一个漫长的历史演变过程中不断注入的宗教观念与世俗需要。由实用走向审美,由图腾走向宗教,是器物形态与巴蜀图腾文化的必然走向。在图腾中注入宗教内容,也就使图腾走出了神性特征,而进入了人性特征。因为宗教是人的创造物,宗教内容寄寓了人的思索。至此,鸟的飞腾不再是早期生产活动的自然记载,它已进入了人类灵魂的探究,到达人的自由境界,这里直抵美的境界。鸟的作用被放大到不可知的程度,就只能靠天来指引了。天是无限的,鸟图腾作为巴蜀族徽所要达到的境界,也就被推测到神秘莫测的高度,表现出“祭天”与“齐天”,升腾与自由的原始宗教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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鸟图腾既是崇拜鸟图腾的鸟夷氏族！！！他们有自己的起源与发展变迁史！！！
如果从红山文化时期至良渚－－－凌家滩－－－龙山－－－金沙－－－三星堆；这些地域上变迁与鸟夷族的社会不同分工有直接的关系！！！

例如木器优秀的鸟夷族就是属于啄木鸟图腾的，在少昊时期啄木鸟是鷷雉氏图腾（专业攻木）俗语“木匠”！！
在社会分工中鷷雉氏族是五雉之首，时间要早于其它文化时期，良渚的时间与社会分工和图腾造型都与鷷雉氏族图腾原型相似！！可以考虑将其安排在五雉之首的鷷雉氏族当中来！！！
另外：良渚文化只有一种鸟图腾崇拜，说明他们只是鸟夷部落其中的一支氏族而已！！虽然他们墓葬规格很高，也不会是部落联盟的级别，牛河梁出土多种图腾造型玉器（天鹅，猪龙，勾云佩。。。）说明牛河梁遗址是部落（图腾）大联盟的产物！！
只能说明良渚文化手工业发达，在氏族与氏族的“易物”交易中产生乐经济过剩，所以开始出现玉器过多现象！！！！（玉器是衡量氏族经济的指标）

红小兵

诸文化之间的时间上差距问题，要考虑三皇五帝时期的跨度也是很长的！！！

红小兵

古人生活很慢，好像没有时间观念！！！
日出而做，日落而息！！！

红小兵

这些事情不是不可考，而是没有人肯考！！！
社会发展至今日，人们习惯寻找眼前利益，没有人看的长远些，就没有<顾颉刚>在世了！！

贺雨斋

古金沙

:lol :@

有缘人

:time: 受益匪浅啊

雕刻时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