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亡者们带入了当时内陆地区的先进文化
对滇文化的剖析不难发现氐羌系和楚地文化的加盟所产生的影响，那么当地的土著文化又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呢？滇西北分布的早期土著青铜文化难道就没有对滇文化的形成发挥过作用？
滇池周边分布着许多贝丘遗址，这些遗址有的是新石器时代的，有的是青铜时代的，亦有自新石器时代延续发展到青铜时代的。遗址中出土的器物除釜、钵等融入了滇文化外，现在很难证明还有更多的早期土著文化或土著自身发展起来青铜文化融入了滇文化之中。换言之，在滇文化的构成中，外来文化始终占据主导地位，而当地土著文化的成分所占比例较小。
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也不难理解。云南的地理位置、地形地貌、气候环境均较独特，由于受印度洋和太平洋季风及地形的影响，具有年温差小、日温差大、无霜期长的特点，适合动植物生长，素有“动物王国”、“植物王国”之称，加之山脉、河流纵横，高原湖泊、山间盆地密布，更适合小规模的原始部落分布其间，这为孕育文化的多样性提供了条件，但也阻碍了文化的交流和发展。由于有充足的食物，由于山脉、河流的阻碍，在进入文明前的那一刻，云南地区的土著居民们失去了发展的内外因动力，落后于迅速统一、快速发展的中原夏、商文明。但云南优越的自然条件和相对封闭的环境使其成了那些因受战争和政治迫害的逃亡者们的伊甸园。这些逃亡者们带入了当时内陆地区的先进文化，又同当地原住民们一起，创造出一个融合后的、全新的民族文化。
2000多年来，世人只知道夜郎自大，孰不知最先流露出自大情绪的应是滇王。
关于古滇国，还有很多争论不休的话题，像庄到底有没有入滇就是比较有代表性的一个。长期以来，许多人认为滇文化是“楚之庄”入滇后“变服从俗”的结果，这种说法考虑了史料记载和滇文化中若隐若现的楚文化因素，亦承认在庄入滇前滇池地区有土著居民，不然他怎么会“变服从俗”呢？但此说的考古依据并不充分。因为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任何考古学材料支持庄进入滇池地区的说法。理由很简单，庄入滇和濮人入滇不同。濮人虽受过楚文化影响，但不等于就是楚人，所以濮人间接地传播了部分楚文化因素。而庄是楚人，他的军队也是由楚人构成。尽管史载他们“变服从俗”了，但这样一支大军的进入不可能对滇池地区的兵器装备没有影响。稍具考古学常识的人只要比较一下战国后期楚地的兵器和滇池区域的兵器就会发现，楚地流行使用的越式剑在滇池区域根本就没有出现过，它同时亦证明滇人与越人毫无关系。据说有人已将庄之墓、庄儿孙的墓都考证出来了。那么且不论可能已“变服从俗”的儿孙们的情况，单说天子庙41号墓，为什么出土的那么多青铜兵器中竟无一件与当时楚地兵器有什么联系？楚的将军及军队入滇时别的东西可能不带，但兵器是一定会带的，死后也一定随葬。从目前已发掘的所有滇文化墓葬中，还无一例与战国中后期楚地兵器有联系的线索，那么有关庄入滇的争议，是否可以暂时告一段落了呢？
与夜郎一样自大的滇王在受宠后就消失得无影无踪
还有一个有意思的话题，即2000多年来，世人只道夜郎自大，孰不知最先流露出自大情绪的应是滇王。《史记·西南夷列传》记载：“滇王与汉使者曰：‘汉孰与我大？’及夜郎侯亦然。”
然张增祺先生对此却有新解。他认为那是滇王与汉使者斗气的语言。因为滇国北通中亚、蒙古，西涉骠、身毒，南与东南亚诸国贸易频繁，东与汉帝国和平共处，境内居住着众多民族，属下有不少外国侨民，盛产铜锡、良马，广植水稻、丹漆，故才对不可一世的汉使者说“汉孰与我大？”其意在于针锋相对，不甘示弱。
但古滇人终究不是强大汉王朝的对手。武帝时期，汉王朝致力于开发西南，并于元封二年（前109年）兵发滇国，降服了滇王，并建立益州郡，同时赐“滇王王印”。《史记》中还有“西南夷君长以百数，独夜郎、滇受王印；滇小邑，最宠焉”的记载，然而最受宠的滇王自封印以后便再也不见任何史料记载，直到1956年滇王金印出土于云南晋宁石寨山6号墓。与金印同出一墓的还有玉衣片，似也能证明墓主的高贵身份。虽然这枚金印不过方寸，但却成 为古滇国遥处一方的历史见证。
看来滇王受印是个重要转折点，因为从此开始，富有特色的滇文化不再发展而是融入汉文化中，但融合也需要一定的时间。从羊甫头墓地的情况看，汉式墓葬同滇式墓葬可谓泾渭分明，表现的是汉文化替代了滇文化，而并没有融合的迹象。
自公元前109年受印后的200多年时间里，广大西南夷地区的民族反抗斗争此起彼伏地进行着。过去认为益州郡设置后，郡守县丞们多遥领，并未到任。其实从西南民族的“反”和“复反”来看，汉政府置郡县初期确实想施行有效的管理，不然 “众夷”反什么？既然还是部酋们率其民，天高皇帝远，和过去没什么两样，他们又何必反呢？特别是滇池地区，是汉政权在西南夷地区设立的桥头堡，必然会牢牢控制。在公元前27年夜郎、句町、漏卧内讧时，汉王朝派曾任连然（今安宁）长、不韦（今保山）令的陈立去调解。陈立“蛮夷畏之”，说明他在滇池附近的连然县施行过有效统治。及至文齐、王追、景毅任太守时，滇池地区已物丰粮足并“始兴学校，渐迁其俗”了。
由此看来，滇王受印只是一种抚慰，它预示着滇的贵族们在政治上已难有作为了。在西汉长达200余年的历史中，中央王朝与西南地区的民族集团的斗争从未中止过，汉势力渐渐站稳脚跟，民族集团中的一部分、特别是丧失权力的贵族阶层受局势所迫，迁向更远的地方。东汉中期，随着汉王朝郡县制的推广、巩固及大量汉族人口的迁入，滇国和滇人便被逐渐分解、融合、同化，最终消失了。
图说
羊甫头墓地
1998年开始挖掘，是迄今为止所发现的最大规模的滇文化墓葬。揭开表土，密密麻麻的墓坑便暴露出来。截至2001年，羊甫头墓地共清理墓葬846座，然而这还不及整个墓地面积的一半。
滇池区域滇文化墓地分布图
古滇国地处我国西南边陲，存在的时间相当于战国秦汉时期。此时中原地区已经过了青铜时代，而滇国则刚刚进入青铜文化发展的高峰期。
漆木壶
高22.6厘米，口径10厘米，云南昆明官渡羊甫头113号墓出土。该器是目前发现的滇文化中保存最完好的一件漆木壶。壶通体用棕红色漆分段绘网纹、兔纹等，余处髹黑漆。壶身色彩艳丽，饰有各种奔走的兔子，生动活泼，反映了滇国漆器制造业的发展水平。
113号墓腰坑局部
在墓葬中填塞膏泥、垫木及挖腰坑等葬制是由受楚人影响颇多的濮人带入滇池地区的。羊甫头113号腰坑内共出土了400多件精美而珍贵的文物，包括铜器和漆器等。此为腰坑中一捆捆兵器显露出来时的情景。
滇王之印
高1.8厘米，边长2.3厘米，重89.5克，1956年出土于云南晋宁石寨山6号墓。此印为金质，蛇钮。印面凿刻汉文篆书“滇王之印”4字。汉代诸侯王印及文职官印，其印文都是铸造成的，只有部分因急于封拜的军职官印才会凿制。滇王金印系凿制，疑为西汉王朝仓促间制成此印，用于封赐降汉之滇王。也可能是原铸造之金印为滇王世代相传，不能用来随葬，而且此印制作潦草，字体亦不够严谨，疑为滇人的仿制品。但无论如何，它的发现对确定晋宁石寨山墓地的性质、时代，以及墓主身份等，都是十分关键的资料。
吊人铜矛
西汉。长41.5厘米，刃最宽为6厘米，云南晋宁寨山6号出土。
权力和财富的象征——贮贝器
叠鼓形狩猎纹贮贝器
西汉。高65.8厘米，底径45.2厘米，云南晋宁石寨山71号墓出土。贮贝器是滇人的“攒钱罐”，出土时均贮满海贝，是古滇人财富和权力的象征。此贮贝器由两鼓上下重叠焊铸而成。上鼓足部焊铸4头卧鹿，下鼓足部焊铸4头卧牛。器盖上铸造有立体狩猎场面。鼓面上3人身背长剑，其中2人骑马，1人通体鎏金。两个鼓身均布满阴刻线纹图案。表明在西汉中期，滇人的青铜器铸造和线刻工艺已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
诅盟场面贮贝器
西汉。高53厘米，盖径32厘米，云南晋宁石寨山12号墓出土。器身为圆筒形，腰微束，两侧有对称的虎形耳，底部有3只兽爪形足。盖上雕铸1间干栏式房屋及各种动态的人物127个（残缺者未计入）。房屋平台上一妇女垂足坐于高凳上，似为主祭人，其周围放置16面铜鼓，面前摆放着各种祭品。平台下有击打铜鼓和于者，有待刑的裸体男子，有持器盛物的妇女，以及从事杂役者。古滇人凡有大事，必设立祭坛，供奉祭品，举行盛大的典礼。这件器物表现了滇王杀祭诅盟的典礼场面。
杀人祭铜柱贮贝器
高38厘米，盖径30厘米，晋宁石寨山出土。滇族工匠具有驾驭宏大场面的能力，青铜器上铸造的人物虽多，但繁而不乱，各司其职。器盖两边各置一小铜鼓，正中立一铜柱，柱中段盘绕2蛇，顶端立1虎。柱旁竖立一木牌，1裸体男子反缚双手于牌上，发辫系于牌后，为待杀之人。在成排列坐的妇女中，有1乘肩舆的妇女似为祭礼仪式中的主祭人，其他人则为祭祀活动的参与者和围观者。在青铜器上铸造出如此大规模的群雕，在中原地区同时期的器物中尚未发现。
有翼虎纹银带扣
长10.1厘米，宽4.2—6.1厘米，云南晋宁石寨山7号墓出土。其整体为盾牌形，中间凸起1只有翅老虎，右前爪持树枝状物，昂首翘尾，雄视眈眈。虎的双目用橙黄色琉璃珠镶嵌，全身错以极薄的金片，并且嵌有绿松石小珠，制作工艺十分精湛。目前考古学界对这件带扣的产地有不同看法。有人认为是由中原地区传入云南；也有人认为它源于西亚或中亚地区，是“古希腊的所谓亚述式有翼兽”；还有专家认为可能是从欧亚草原的游牧区带入云南的，因为当时滇国就有许多高鼻深目、蓄着长须南迁的北方游牧民族，故应为欧亚草原的文化遗物。
外来文化与土著文化
二人盘舞鎏金铜扣饰
西汉。长18.5厘米，宽12厘米，云南晋宁石寨山13号墓出土。扣饰是滇族特有的一种装饰器，背面有一个矩形的钩扣，便于悬挂在人的身体或器物上起装饰作用。透雕表现两男子平托圆盘，足践双蛇，展臂迈步踏歌而舞。两人高鼻深目，着紧身长袖短衣长裤，腰佩长剑。衣裤表面布满云纹、月牙纹的特别衣料等，在滇器数百人物雕像中仅见3例。在众多滇人至王者形象中均不着长裤，而当时只有西北草原的“胡服”为紧身长裤，故两舞者是与滇人有明显区别的其他民族成员，应是居住在滇国的塞人。塞人是原居住在我国新疆伊犁地区至中亚一带的游牧民族，公元前3世纪—前2世纪，有一部分塞人逐渐迁徙到滇池区域，成为滇国的邻居或滇王属下的少数民族。
猎首纹铜剑
战国。长28.2厘米，云南江川李家山采集，云南省博物馆藏。此剑一字形剑格，鼓形剑首，剑柄及刃近格处饰浮雕人物。剑柄上人物头顶倒立的鼓，双目圆睁，张口露齿，耳佩大耳环，一手持刀，一手提人头，反映了古滇人的猎头习俗。滇国青铜器上有不少猎头图像，所杀之人以鬓须稠密者为佳，意味着来年稻谷长得必然茂盛没膝。
剽牛祭祀铜扣饰
战国，长12厘米，宽6厘米，云南江川李家山24号墓出土。祭祀在滇人的社会生活中是十分隆重而盛大的活动。此扣饰描绘的便是祭祀场面的一景。牛的1条前腿被捆于祭仪专用的圆柱上，牛角上侧悬1幼童，似在痛苦挣扎。柱旁1人紧拉捆牛绳，1人倒于柱前。牛的右侧立1人扶牛牵绳，另1人双手紧拽牛尾。剽牛题材在其他滇青铜器上也常见，当为滇人经常举行的一种祭祀活动，牛和幼童都是奉献给神灵的祭品。近代少数民族，如傣族、景颇族、佤族等也多举行剽牛祭祀活动。
滇国骑士
滇国骑兵数量虽不及步兵多，但在战斗中的能量却很大。也正因为骑兵行动迅速，作战中伤亡的可能性比步兵小，因此其装备反而不及步兵精良。这个铜鼓上雕铸的骑士虽戴头盔，披短甲，但无背甲及腿甲，使用武器也较单一。不过当时的马饰及马具装备却很齐全。
牛虎铜案
战国。高43厘米，长76厘米，宽36厘米，云南江川李家山24号墓出土。此铜案由1虎2牛组成。案体为立牛，蹄作案腿，前后蹄间有横梁相连。大牛腹下横置1头小牛，立于腿间的横梁上，与大牛呈十字交叉形状。大牛颈肌丰硕，两巨角前伸，给人以重心前移和摇摇欲坠之感，但其尾端虎口紧咬牛尾，4爪抓住牛胯作后仰状，使案身恢复了平衡。该器造型奇特，构思新颖，老牛的凝重勤劳，小牛的憨厚可爱，猛虎的凶猛残暴，体现得活灵活现。此古滇国贵族祭祀时使用的华贵工具既有中原地区四足案的特征，又具有浓郁的地方特点和民族风格，是中国青铜艺术品的杰作。
狼牙棒局部
西汉，长52.6厘米，云南江川李家山51号墓出土。狼牙棒是滇国特有的一种青铜兵器，棒上有排列整齐的锥刺，似锐利的牙齿，是为击打时增强其杀伤力而设置的。棒作八棱柱形，其上规则铸有锥刺，顶端雕铸立犬，尾上卷，作警视状，表面镀锡，出自大型男性墓内，属专用仪仗器，可能是由刑具演化而来。
持伞铜女俑
西汉。高46厘米，云南江宁石寨山20号墓出土。女俑并膝脆坐，两小臂于身前平举作持伞状（伞已佚）。俑头梳银锭式发髻，上身着无领对襟广袖长衫，下身着裙，跣足。耳佩成组耳环，手戴钏。此装束在滇国其他器物的人物形象中也常见，是汉代滇人妇女的日常装束。
执伞铜男俑
西汉。俑高50厘米，云南江宁石寨山出土。俑跪坐，双手合抱作执伞状。伞盖周沿系小铃，盖上无纹饰。此类型铜俑多置于铜鼓或鼓形贮贝器之上，具守护供养和道引之意。该男子头顶梳髻，与司马迁《史记》所载“滇”人“结”可相印证。
蛇形镂孔铜器
西汉，高24厘米，长31.7厘米，云南江川李家山51号墓出土。
漆木跪坐女巫
漆木祖
逃亡者的伊甸园——滇
中华文明的出现和进入快速发展时期是因为东、西、南3个方位的数个文化圈区的人们为争夺中原沃土而引发的。战争的胜败决定了霸主和逃亡者的命运。西部集团的黄帝是传说中的霸主，他与东部集团的炎帝联手打败了南方地区以蚩尤为首的三苗集团，炎、黄两帝于是成了整个华夏民族的祖先。随后崛起在西部的另一个大的民族集团——氐羌，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王朝——夏。商推翻夏王朝后，便严厉镇压羌人。甲骨文中获羌、臣羌、用羌的记载正反映了这一事实。正如周武王灭商后，商人的政治地位骤降，只能从事商业经济。最初地位低贱的商人，以后演变为财富的代名词。商王朝建立后对羌人的镇压和迫害，使得羌人远离故土，向他们理想中的世外桃源迁徙。迁入云贵高原的羌人，从江汉地区南迁的濮人，还有其他逃亡者以及当地的土著人，他们共同铸造了一部辉煌的青铜史诗——古滇青铜王国。（谭俊江 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