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铜史诗 古滇国的王朝梦想
在中国早期历史上，西南地区有一些独特的民族群体，西南夷。他们之中，有自大的夜郎人，有温良的僰人，有喜好残杀的昆明人，有处于青铜之巅的滇人。汉代时，西南夷大多处于由青铜时代向铁器时代的过渡期，滇人的青铜工匠，用写实的手法，雕刻了一首瑰丽的青铜史诗。西南夷与蜀，往往颇有关联，传说夜郎起源于蜀，古蜀历史上蜀王鱼凫、杜宇，与僰人深有渊源，杜宇或许就是来自云南的僰人；春秋年间，僰人往往被蜀地商贾买做奴隶。西南夷与蜀国、蜀地一起创造了西南地区的灿烂文化。
■西南夷探秘
世人皆云“夜郎自大”，殊不知最先流露出自大情绪的，乃是滇王。滇国的兴起，与楚国不无联系。战国年间，秦楚年年举兵相攻，楚将庄蹻的远征军从巴、蜀、黔中进入滇池，击败夜郎，建立滇国；然而，这位庄蹻将军，又往往被另一些史书指为“盗”，宋代司马光《资治通鉴》中载有滇国，却对庄蹻只字不提。到了汉代，武帝册封滇王，赐其金印，然而，就在滇王享尽恩宠时，却突然从历史中神秘消失，从此再不见于任何史料记载。1998年，古滇国遗址在云南被发现，滇王金印更是早于1956年便已出土，考古学家发现，一个王朝的自豪与一首壮丽的青铜史诗贯穿了滇国始终。
楚人建立了滇国？
战国年间，楚国发生了一件令历代史学家皆摸不着头脑的大事。《史记》、《后汉书》记载，楚威王（一说楚顷襄王）年间，楚王派遣大将庄蹻亲率大军，不惧道路险阻，挑战西南诸夷。这个决策之所以令人费解，是自公元前316年巴、蜀国灭以来，秦楚已鏖战了数十载。其间，楚国日益困顿，步步为营，却仍无力阻止南下的秦国大军；公元前277年，秦国更是遣巴、蜀军队为先锋，占黔中，破郢都，楚王无奈，东迁于陈（今河南淮阳）。应该说，此时的楚国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楚王为何还有余力派一支远征军入西南呢？这支远征军究竟为何来到滇池，引来了历史学家的众多猜测，有学者认为，战国年间，楚国已是步步困顿，楚王派庄蹻入滇，为的是希望给自己留条后路。倘若这个说法不假，楚王的算盘只打对了一半，庄蹻日后为秦军所困，实是他没有想到的。
这个疑问并未有史学家作过准确的解答。事实上，历代史家的种种记载反而令这支楚国远征军更加难以捉摸。《史记》说，“楚威王时，使将军庄蹻将兵循江上，略巴、蜀、黔中以西”。而在范烨的《后汉书》中，“楚威王”成了“楚顷襄王”，“庄蹻”也换成了“庄豪”，司马迁距庄蹻已有200余年，范烨则更晚，他们笔下的庄蹻恐怕也是道听途说而已。
奇怪的是，大将庄蹻早年为人似乎并不光彩。《韩非子·喻老》记载，楚庄王想讨伐越人，杜子谏曰：“庄蹻为盗于境内而吏不能禁，此政之乱也。”古时的盗，并不特指强盗，与统治者政见不和者，也被称为“盗”；《史记》把庄蹻与春秋时期奴隶领袖盗跖相提并论，说“跖、蹻暴戾，其徒诵义无穷”。而在另一些史籍中，却又对庄蹻不吝赞美之词。《荀子》将“楚之庄蹻”、“齐之田单”、“秦之卫鞅”同誉为“世俗之善用兵者”，战国末年，庄蹻奉楚王之令，攻打夜郎，建立滇国——一个是与楚王处处作对的“大盗”，另一个又是楚王的心腹爱将，两种截然不同的身份，到底谁才是历史上那个真实的庄蹻？
《史记》、《后汉书》认为滇国乃庄蹻所建，在秦、楚鏖战进行得如火如荼的情况下，庄蹻从黔中、巴、蜀，冲破层层封锁，乘船南下，来到滇池后弃船步行。此时的滇池已是夜郎国疆土，夜郎王见到这些不速之客，自然心存芥蒂。不过，几乎没费太多功夫，夜郎国就臣服在了庄蹻的武力之下，整个中国西南，也由于庄蹻的到来，改变了原有的秩序与面貌。庄蹻得胜，遣使回报楚王，不意此时秦国已出兵占得黔中，阻断了庄蹻远征军的归途。庄蹻无奈，在滇池自立为王，称滇国，变服易俗。
令人疑惑的是，《史记》、《后汉书》历来被奉为史家圭臬，其中关于庄蹻的记载似乎却不能令后代史学家信服，唐人李泰的《括地志》、梁载言的《干道志》、宋代司马光的《资治通鉴》都载有滇国，却对庄蹻只字不提。滇国，到底是谁建立的呢？
历史上的滇池一带，一直是逃亡者的避风港。羌人大禹建立了中国第一王朝夏朝，商代夏后，大肆清算羌人，羌人无奈，逐步往今天的云南香格里拉一带迁徙。此后，江汉地区的濮人，长江下游的百越人以及其他逃亡者，也从不同方向、不同时间络绎不绝迁入云贵高原，给滇池带来了别具特色的文化。一个最新的说法是，滇文化的创造者，便是濮、羌、越等迁徙民族，他们在这片世外桃源上恰如其分地融合在一起，一个崭新的国家冉冉升起。
汉武帝的震怒
短暂的秦王朝对滇国无暇顾及，由于道路险阻，滇国在很长一段时间不见于史料记载。早期占据优势的景况毕竟短暂，面对汉代渐渐强大的夜郎，滇国逐渐失去了领袖地位，王然于等人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来到滇国的。汉武帝令王然于、柏始昌、吕越人等十余人，分别从蜀郡、犍为郡出发，探寻通往身毒国（印度）之路。王然于等人一路出冉，一路出僰，一路出邛，各行了一二千里先后都遇到了麻烦。滇王截住一路使者，要求为他探路，并问：“汉孰于我大？”其他各路也止于汶山氐人、昆明人。说起来，最先流露自大情绪的应该是滇王。不过，学者张赠祺对此却有新解：滇国北通中亚、蒙古，西涉身毒，盛产铜锡、良马，广植水稻、丹漆，公元前3世纪上下，中亚一带一支塞人迁徙到滇池，成为滇王属下。汉吏至滇，言语颇有冒犯，滇王这才斗气相问，其意在于针锋相对，不甘示弱。与许多国家一样，历史上的滇人一直致力于开拓疆土，历史学家证实，滇国最强盛时，东到今天的泸西，西到安宁，北到会泽、昭通，南到元江、个旧，以今天的疆域看来，滇国其实从未迈出过云南东北部。
几路使者无功而返。昆明人为了夺取钱财，杀掠汉使，更令汉武帝无比震怒，武帝征发三辅罪人、巴蜀军队数万，派遣将军郭昌、卫广，攻打昆明人，斩首数万而归。元狩三年，武帝又征调有罪官吏，在长安西南开凿昆明池，演习水战，并在池畔刻鲸鱼形玉石，象征滇池鲸鱼山。听到这个消息，世居滇池的滇人不知会做何感想。
神秘消失的滇民
此后的事态已远非滇国人可以控制，元鼎五年，汉王朝诛杀且兰国君、邛君，斩首数万，冉、马龙国君闻讯大惊，主动向汉朝请置郡县。同年，王然于再度入滇，宣扬汉朝之威，胁迫滇王入朝；元封二年，武帝再度征调巴蜀军队剿灭滇国东北部的劳深、靡莫两个小国，兵临滇国城下，滇王无奈，举国投降。公元前109年，滇王入朝面见汉武帝，等他手捧金印回到故土时，这里已改为了“益州郡”。与此同时，在汉王朝的驱逐下，更多逃亡者来到这里。《华阳国志》记载，汉王朝专门设立一个不韦县，将造反的南越丞相吕嘉的家人迁徙至此，之所以叫“不韦”，是要叛臣子孙牢记祖先罪过。也许，在汉王朝眼中，流放与逃亡，与益州郡实是密不可分的。
滇王的投诚令大汉王朝很是满意，接连的恩惠使这个西南小国一度受宠若惊，难怪《史记》言“滇小邑，最宠焉。”事实上，在滇王受印之初，成为“异姓王”后，就已注定了朝夕难保。汉武帝裁撤异姓王之举蓄谋已久，之所以宠滇，无非是欲借其牵制夜郎，阻隔昆明人的东进之路。当夜郎已灭，昆明人被破后，滇国的灭亡也就顺理成章了。此时的滇国实际上陷入了一个尴尬的境地：汉王朝始乱终弃，投降的滇王又为众多西南夷所不耻，政治上日益孤立。尔后，滇国从历史中神秘消失，没有人知道数以万计的滇人到底去了哪里，也没有任何史官记载滇人为何如此整齐地离开这个从前的“避风港”。有人说，滇王继续南迁来到了西双版纳；有人说，亡国后的滇人一直没有停止迁徙的脚步，寻找着他们梦想中的“避风港”。
滇国的青铜史诗
继续迁徙的滇国人并未带走他们的财富，和大多数民族一样，它们被奉献给了虚无的神灵或作为贵族的享乐工具。与中原地区的青铜工匠爱好铸造刻有对称图案的鼎不同，滇国工匠始终坚持写实的手法，将滇人的生活如实用青铜记录下来：播种、放牧、乐舞、狩猎、上仓甚至是男欢女爱。难怪有人说，滇的工匠最终成为古滇国的史官，他们用自己的双手铸造了一部生动的青铜史诗。在秦汉时期，滇国的青铜文明从众多西南夷中脱颖而出，达到了炉火纯青的高峰。
1998年4月，在云南羊甫头、李家山，滇国遗址因为一次施工意外地重见天日，出土的数千件青铜器绘声绘色地向后人讲述着一段青铜史诗，也令史料中语焉不详的滇国变得清晰起来。
国之大事，唯祭与戎，滇国也不例外，他们的青铜器中很大一部分奉献给了神灵。高38厘米的“杀人祭铜柱”贮贝器，描绘的正是滇人祭祀神灵的场景：贮贝器上有铜柱一根，柱上盘有两条巨蛇，柱顶有一猛虎；柱旁是块木牌，一名裸体男子被反绑在牌上，可能是人牲；远处，一名乘坐肩辇的妇女缓缓而来，一旁则是看热闹的人群。另一件“诅盟场面”贮贝器上雕有127人：祭台上，一女子垂足坐于高凳之上，可能是滇国女巫，她周围有铜鼓16面，周围摆着各种祭品；祭台之下绑着的，也是一个裸体男子。历史上，古滇人每逢大事必要祭祀，主持祭祀者多是女子，由此看来，古滇国女子地位显然更为尊贵。
古滇人战场上的英姿在青铜器上也有体现。一件贮贝器铸有22人：一位滇国将领，头戴头盔，身披铠甲，手中长矛已刺中敌军士兵，战马铁蹄踏在敌人背上；在他身后，滇国士兵拔剑举矛，争先恐后地砍去敌军头颅。历史上的滇人，素有“猎头”的残忍习俗，割到其他部落子民人头的勇士，往往能得到部落的最高荣誉，“猎头”的对象，又以鬓须稠密者为佳，象征来年稻谷必然茂盛过膝。此举必定会招来其他部落的嫉恨，滇国与夜郎、昆明人之间屡有战争，小的冲突则更是不计其数了。
不过，羊甫头、李家山滇国遗址的相继出土却令庄蹻的身份更加扑朔迷离起来。按理说，庄蹻率楚国大军入滇池，兵器是不可能不带的，而滇国遗址出土的只有猎首纹铜剑、长剑，楚国流行的越式剑却从未出现过。早在1956年，滇王金印已在晋宁石寨山6号墓出土，《史记》中滇王受印的记载已经可以得到证实。那么，庄蹻呢？为何考古发掘与史料记载不能吻合？倘若司马迁看到现代的考古发掘，他的《史记》是否也要改写：庄蹻到过滇池没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