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片成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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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蒙古人统治中国时，对中国的币制，带来了一种基本的变革，也就是使中国从此采用白钱为价值的尺度。中国的币制，如果以质地来划，则唐代是铜钱的分水线，唐以上是铢两货币。蒙古人过去游牧时期主要采用物物交换办法，采用白钱制主要受邻近中亚外国民族影响，也是对外贸易的产物。蒙古在建元之前，就曾开始铸造汉文货币，如“大朝通宝”争、铜币。在取得对中国统治权后，主要以纸币为主，但也铸造了不少铜银辅币。至元之后，铸造了许多汉文、或蒙文或蒙汉文的铜钱。有至元、元贞、大德、至大、皇庆、延佑、至冶、仄定、至顺、元统、至正等元宝、通宝铜钱，除了至大、至正、蒙文大元之外，其它数量很少，很难遇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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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元末群雄并起，各自为政，并自铸货币，俨然一朝之政，但这些政府都是昙花一现，铸造的货币也是显现一时，后来均臣伏朱氏大明。
    元末张士诚据高邮，号大周，自至正十三年改元天佑、毁铜佛铸天佑通宝。
    徐寿辉铸天启，天定二钱。
    除友谅杀徐寿辉后，改元大义，铸大义通宝。
    朱元璋起兵后，铸大中通宝。
    以上各钱，除大中之外，均极少见。明代币制以纸币为主，但也铸造了不少铜钱，且品类繁杂。朱氏铸钱，自大中始，开始背文纪地纪值，这是明代铜钱的一个特征，一直影响到清末铸钱。且明代钱币，一反往朝，均为通宝，而无元宝，主要避朱元璋之“元”字讳。
    自洪武之后又铸了永乐、宣德、弘治、嘉靖、隆庆、万历、仄昌、天启、崇祯等货币。
    到了明朝末期诸候封王，各自为政，割据称雄，自铸货币展示出一朝暮景。
    鲁王铸大明，福王在南京造弘光。唐王据福州铸隆武，永明王在肇庆改元永历，铸永历通宝。明末，李自成与张献忠，雄据南北，加速了明的灭亡，李自成在西安称王时曾铸永昌通宝，张献忠在成都即位，改元大顺，铸大顺通宝。张献忠义子孙可望入滇进黔，称东平王，铸兴通宝。
     1674年吴三桂铸利用通宝，耿精忠在福建铸裕民通宝；1678年吴三桂昭武通宝；吴世番铸洪化通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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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朝币制，大体上是银钱平行本位；大数用钱，小数用钱，且银铜之间比价大体维持在一千文一两上下。
    满人在入关之前，便开始铸钱，努尔哈赤在明神宗万历四十四年（公元1616年）就建国称帝；年号天命，铸汉文与满文天命钱。以后以常名铸钱，自顺治、唐熙、雍正、乾隆、嘉庆、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宣统铸造了数以亿计的制钱。清钱的另一个特征是，虽然正面钱文一致，但背面以满文区别各地铸局。因时，因地、因铜料与技术不一，就产生多寡不一，版别复杂的特点，清钱第三个特点，因时代近，入土较少，大多流传于世，但历经几十年溶销，收缴、数量日渐少，不象唐宋钱，时有出土，近年来，清钱日受收藏家重视。
    清末，由于清庭腐败，爆发太平天国起义，太平天国义军所铸货币，至今流传下来的时可见到，但由于时期不同，铸地不同，许多珍稀版别，也只能望拓兴叹。太平天国钱币的显著特点是（一）钱称“圣宝”，有别于历代钱币。（二）钱币上无纪地、纪值、纪重标志。（三）钱文分书于正反两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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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珊银币是由公元3世纪在伊朗高原西部建立的萨珊王朝所发行的货币。这种货币是当时普遍流通的一种国际货币，在世界的许多国家和地区都有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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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圣旨回易交钞”版考

姚朔民

中国钱币博物馆新藏一方钞版，此前从未见过这种钞版的报道，在史料中也没有关于这种钞版的明确记载。由于是流散文物，出土地点、出土情况和同出器物等资料完全阙如，只能就钞版本身情况作若干考察。


钞版形制
外形：
钞版为青铜质。准确地说，它实际上是半块钞版，是一个整块钞版的上半部。从这残存的半块版来看，该版整体呈矩形。残部通宽约16.1厘米，残高约14厘米。版面由外粗内细的双栏界线围成，版面宽约15厘米，正中上方有一个宽10.5，高2.2厘米由单线围成的横额。版面左侧（印成后的成品在版面右侧）边栏外有一行字，已锈蚀不清。

（注：为便于读者观察，此处拓片翻为正图。原版见照片。）

版的背面光素。但左上角留有一支腿，右上角留有支腿断后的残痕，可知原版背面至少原有四条支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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纹饰与文字：
版顶横额中一行行书：“圣旨回易交钞”。
钞版版面界线内是一圈花阑。花阑纹饰为牡丹和花叶。花阑内上部正中有一横置的束腰形铤状物，两端空白处有两个大圆点。
被花阑框起来的版面主体竖分为三个区域。正中区域上方有双线云纹，云纹下三个楷书大字：“银壹两”；两侧下部分别为“字料”“字号”字样。在“字料”上方，“壹”字的左侧有一个正方形浅槽。左右区域内各有四个九叠篆文字，部分锈蚀漫漶，十分难认。经仔细比对辨认，似是左“伪造者斩”，右“赏银伍（？）铤”。
除版面主体，在界线外侧左边还有一列文字，锈蚀非常严重，仔细辨认后似为：“纳银换□每两例（？）□墨（？）半钱……”。版面下半部基本缺失，仅残留右上角一个楷书“宣”字。
由于钞版是一块残版，没有留下王朝名称、年号之类的明确信息，版额的所谓“圣旨回易交钞”又是一种从未见过的名目，这就使版的定性产生了相当的困难。

（圣旨回易交钞版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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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旨回易交钞版背）

钞版定性
该版版额自铭“圣旨回易交钞”，则版是印刷交钞的钞版是无疑义的了。但是在中国历史上，宋、金、元都有交钞的发行，它属于哪一个朝代呢？版面既无明确的年代，就要从形制来辨识。
宋代的钞、引，至今未见有实物面世，仅有三种纸币版可供参考。第一种发现于上世纪三十年代，流失海外，拓本至今聚讼纷纷。笔者曾考定为“崇宁钱引”（见《文物》2000年第4期）。该版与本版全然不类。第二种藏国家博物馆，有明确钞名“行在会子”，也与此版不像。第三种实际是八块，属南宋金银见钱关子，其主版与本版的设计风格也相差很大，不能类比。
元代的纸币，忽必烈中统以后，大致只有中统元宝交钞和至元通行宝钞两种（另有所谓“至正交钞”，现在已经清楚，仅仅是在中统年间的中统钞背后加盖一方有“至正印造元宝交钞”八字的印记），无论是纸币实物还是印刷钞版都有发现，已为世所熟知。况且元代不允许白银流通，而本版面值是“银壹两”，应该不是元代之物。当然，早在大蒙古国时期，蒙古诸王，包括忽必烈在各自分地上也有纸币发行，其发行准备各出其招，有钱，有银，甚至有蚕丝之类的实物，但没有一件实物流传，已无从比较。
最与本版相似的，是金代的交钞。金代交钞还没有纸质实物发现，但印版却早已发现多件。其一般风格多大同小异，《金史》也有描述：“交钞之制，外为阑，作花纹，其上衡书贯例，左曰‘某字料’，右曰‘某字号’。料号外，篆书曰‘伪造交钞者斩，告捕者赏钱三百贯’……”已经发现的金代交钞印版，与这种描述大致相合。所不同的，有的版上有横书的面值，如“伍贯”之类，有的没有。但版面四周大多都是宽宽的边阑。边阑中有的饰以花草，有的饰以动物。花阑内上半部分为三竖栏，中间一栏是面值，面值两侧分写字料、字号。两边两栏分别用篆书写出禁例。与《金史》记载稍有不同的是，禁例文字十分简约，一般是“伪造者斩，赏钱××贯”，被赏主体省略不提。这种纸币的设计风格，为元朝和后来的明朝完全继承了。
用《金史》记载和已发现的金代钞版实物与本版相比较，本版明显表现出金代纸币的特点。首先，它有一个宽阔的花阑；其次，金代纸币常有在花阑顶部横写“贯例”，也就是面值的样式，这种样式在已知的宋代、元代乃至明代纸币中是从未有过的。本版虽然并没有在顶部横写面值，但在原写面值的位置设计了一个横阑，内有一行大字“圣旨回易交钞”；第三，在版面正中面值文字的两侧，有很大的字料、字号字样。字料、字号是古代纸币为防伪而采用的编号方式。常用“千字文”为号，每一千字号编为一料。理论上用此千字文可以编出一百万张纸币而不重号。在金代的钞版上，有时会在字料或字号上方留有一个四方浅槽。显然是在印刷中放置活字的地方。有一个浅槽的一般是在字料上方，因为放置一个活字后可以印刷一千张而不用处理印版。也有字料、字号上方各有一个方槽的。罗振玉《四朝钞币图录》收录了一张金代两合同贞祐宝券版，字料上方甚至还保留了活字“輶”。輶字在“千字文”中是第794字，如果这种纸币的编号是按理想方式进行的话，这种贞祐宝券就至少发行了近80万张了。本版在字料上方也留有一个浅槽；第四，在钞版的外侧有一列竖行小字，这是某些金代钞版的典型特点。如《四朝钞币图录》所收山东东路壹拾贯交钞版版侧有竖文“每纸工墨钱捌文足”，是标明用钱兑换交钞要缴成本费。国家博物馆、陕西省博物馆、内蒙古自治区博物馆藏的金代壹拾贯交钞版外侧竖文是“每纸工墨钱捌文足，纳旧换新减半”，则又说明如旧纸币在流通中破烂了，可以以旧换新，工本费优惠一半。这种竖文是宋纸币、元钞、明钞上都没有的。本钞版外侧竖文已经极度漫漶，反复辨认，只可大致认出“纳银（？）换□每两例（？）□墨（？）半钱”几字，虽不能全文看清，文意与已知金钞类似是可以看出来的。
虽然粗看上去本版的金钞风格浓郁，但也有一些疑问。最大的问题是它的面值“银壹两”。有金一代，纸币品种不少，先是交钞，后又有合同交钞，贞祐年间又行贞祐宝券，以后由于通货膨胀，不断更钞，贞祐通宝、兴定宝泉、元光珍货，直到天兴宝会，正史《金史》都有明确记载，其中并没有见过“圣旨回易交钞”。此外，金代的纸币基本是以钱贯作为面值单位的，只有最后的天兴宝会是“自一钱至四钱四等，同见银流转，不数月国亡”（《金史·食货志》）。本版何以用银为面值单位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