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皆摘自江门新闻网



新会官冲唐窑青黄釉残片

新会官冲唐窑的陶罐



    在江门市新会区银洲湖的东岸，有一个镇叫古井，镇内有一条村叫官冲，全村人口2369人，耕地面积3096亩。村内有慈元庙、奇石、杨太后陵等古迹，被列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文天祥那首著名的《过零丁洋》诗，就是在官冲对开的海面上写成的。近年这里又开辟为“崖门古战场遗址”，是江门、新会著名的旅游景点。

皇帝碗

    官冲村之得名，据《江门市地名志》说：“南宋祥兴二年，南宋军南逃，大批官(兵)船曾在此靠岸。元至元年间(1279-1294)，林姓先祖从罗坑来此立村，追念此事，定村名‘官冲(涌)’”(第117页)。

    官冲村内有一个小山叫碗碟山，海拔仅15米。也不知从什么时候起，人们便经常在这里挖到一些碗碗碟碟罐罐。这些碗碟古色古香，因为宋朝末代皇帝曾在官冲驻骅，离碗碟山数百米便是陆秀夫负宋帝赴海之地和南宋朝廷的“行朝草市”，便以为这些碗碟就是宋代皇室遗下的，所以叫“皇帝碗”。

    话说南宋祥兴元年(1278年)6月23日，张世杰拥宋帝昺率宋军20万乘1000多艘战船从碙州驶往新会崖山，在官冲登岸。之后在崖山建行宫30座、军屋3000间。设行朝草市，以慈元殿为金鑾殿，杨太后携8岁的儿子宋帝昺在此与群臣议事，部署抗元事宜，下诏各地起兵勤王。祥兴二年正月十三日，元将张宏范率元军2万、战船500艘，并带上于五坡岭战败被俘的文天祥从潮阳追至崖山。正月廿六日，元将李恒率战船120艘与张宏范于崖山海面会合。二月初六日晨，宋元大军在官冲对外的海面决战。元军利用潮水涨退南北夹攻宋军舰城，战至申时(下午三至五时)，元军突入宋船中军，丞相陆秀夫见大势巳去，“先沉妻子于水，登帝船曰：‘陛下不可再辱’，抱帝以匹练相束，用金玺硾腰间，赴水死”。“楊太妃闻帝死，抚膺大恸曰：‘我忍死间关至此者，为赵氏一块肉耳，今无望矣’，遂赴海”(《新会乡土志》第16页)，“越七日，(崖门海)浮屍十余万”(《崖山志》第105页)，宋朝遂亡。

    还在宋元对恃崖山海面时，二月初四日，元军主帅张宏范用船把文天祥押到宋军阵前，要他写书劝宋将张世杰投降。文天祥却写下了“辛苦遭逢起一经，干戈寥落四周星。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萍。惶恐滩头说惶恐，零丁洋里叹零丁。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这一千古绝唱。

    崖海一战，宋军全军复没，朝廷物品除被元军掳去外，全部散落在官冲，因而在此挖出许多“皇帝碗”，似是常理，然而考古发掘却推翻了这一推论。

官冲村内有一个小山叫碗碟山,村民经常在那里挖到一些碗碗碟碟罐罐

官冲古窑发掘现场



    丝绸路上的官冲陶瓷

    官冲窑在那么长的时间烧制那么多的陶瓷，究竟是用来做什么的？本地销售？当时新会人口很少(据《宋书·州郡志》载：“新会郡领县十二，户一千七百三十九，口万五百九”)，根本无法消费那么多陶瓷。北运？当时广东的制陶技术比不上北方，相信难以在北方销售，因而最大的销路是出口，散落在海上丝绸之路的大量广东窑宋代陶瓷证实了这一点

在中国对外贸易史上，有一条起自汉代、盛于宋、明代的“海上丝绸之路”。这条路的起点是广州和泉州，终点是东南亚、南亚或西北非洲。其中的一条航线是经海南岛、西沙、越南入暹罗湾，到达马来半岛中间的泰国柴亚兰坡村附近后，与前来此地的印度、阿拉伯商人交易，成交后雇人挑货穿越36公里的地峡，到达印度洋岸边的塔库巴古港口，装船后再转运到印度、波斯、红海和北非等地(另一条航线为取道马六甲海峡往印度洋)。

    陶瓷与丝绸、茶叶是中国三大传统出口商品，中国的英文名称“CHINA”，其本意就是陶瓷。唐代，中国陶瓷巳大量通过海、陆丝绸之路出口。至宋代，瓷器取代丝绸成为最大宗的出口商品，人们通常所说的“海上丝绸之路”'，到宋代也相应地被称为“陶瓷之路”。

    在唐代，广东便有专供出口的窑场，根据考古发掘，唐代特有的“馒头窑”，“在广东梅县、增城、佛山、南海、新会、三水、高明、郁南、廉江、遂溪、封开等地都有发现”(同上书，笫151页)。宋朝时，潮州笔架山、广州西村、惠州窑、海康窑、南海窑、阳江石湾窑、梅州瑶上窑、新会官冲窑等都是外销瓷窑。而从广州出口的瓷，除广东本地产的外，还包括东南沿海和长江中游各地窑场生产的，广州成了世界上最大的陶瓷输出港。

    新会曾属南海郡，离广州较近，官沖窑的产品运去广州出口，比粤西、粤北更为方便。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专家在考证后认为：“这些青瓷成品在广东乃至港澳地区唐代遗址和墓葬中常有发现，在外伶仃岛、南海西沙群岛以及部份东南亚国到亦有所发现，说明该窑的部份产品亦外销。”(见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新会市博物馆《广东新会官冲古窑址》文)。

    《广东文博》1983年第一期载：“1977年，广东省珠海县渔民在珠江口外零汀岛附近海面作业时，打捞到14件陶器，这些陶器胎质厚重，呈青灰色，施青绿色釉，釉均不到底”，“这些陶器，有明显的唐代风格，与广东新会官冲唐代窑址出土的器物相似”，“这些陶器捞出水时大小相套，小四耳罐及碗均套装在大四耳罐内，与北宋朱彧在《萍洲可谈》(撰于1119年)中记述我国宋代海舶在广州装载陶瓷器南航时‘货多瓷器，大小相套，无小隙地’的情况相符”。学者杨少祥认为，“沉没在这里的新会官冲窑瓷器，正反映了广州附近窑场瓷器从广州港运销国外的事实”(见《广东省博物馆建馆三十周年论文集》第251页)。

    1986年，广东省博物馆、香港中文大学出版了《广东出土晋至唐文物》一书，内中认定在香港唐代遗址和墓葬品中，有新会官冲窑的青瓷器。

    近年来的水下考古，在阳江、西沙群岛北礁、南中国海等海域均发现大量的宋代陶瓷，由于官冲窑不是名窑，且烧制的大多是中下档产品，因而专家无对它单独列出。

    在马来半岛的兰坡村暹逻湾，1982年，泰国文物处的肯差教授海边发观了3枚唐代开元通宝钱币和一些完整的瓷器，至1990年，在该海域共发现公元13-17世纪的大型沉船14艘，其中中国船8艘，内中5艘是唐宋时期的，所载之物大部份为中国陶瓷。内中有无官沖陶瓷，则有待打捞结果才能分晓。

    1990年10月，联合国教料文组织发起海上丝绸之路研考活动，来自30个国家的50多名学者和记者乘坐“和平方舟”号考察船，从意大利的威尼斯出发，到日本大阪结束，对沿途22个国家进行为时近半年的科学考察。中国新华社记者李希光等7名学者、记者参加了这次考察活动。在斯里兰卡的波治那鲁瓦中世纪医院遗址，当地学者向李希光展示了在该处出土的12只刻有汉字“李丘”的宋代陶瓷药罐，经鉴定为12世纪所制。根据官冲窑可以自由在器皿上刻字或姓名，且该窑又有大量生产罐、盆等情况，这些药罐很可能就是官冲窑所产。

    日本考古学家三上次男曾沿古代海上陶瓷之路进行深入考察，并于1987年发表了《陶瓷之路》(载《陶瓷贸易史研究》)。他发现散落在东南亚各遗址的大量碎瓷片、瓷器中，有一种内部有大块星状无釉的唐代青瓷，明显地不是江西、福建的产品，认为应是广东某窑所烧制。1992年在上海召开的中国古陶瓷科学技木国际讨论会上，陈显求、陈士萍发表了《唐新会官冲窑》论文，认定这个“广东某窑”就是新会官冲窑和高明大岗山窑。

    散落在海上丝绸之路的陶瓷证实，新会在唐宋时，便是中国陶瓷的大型生产和出口地之一，有大量日用陶瓷被运销到东南亚和西亚(日本也有)。曾参加“和平方舟”号考察的美国学者说：“在丝绸之路上随便捡块瓦片都比美国的历史长。”而新会的对外贸易史，则比美国的历史还要长好几个世纪。

1957年4月，古井长锋农业合作社的社员在碗碟山挖泥烧砖，挖出了几百件较为完整的瓷器。刚好广东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有一个小组来新会进行文物普查，便到现场查勘、发掘，发现在2000平方米的范围内，散落着数万件瓷碗、瓷器，又有烧制瓷器的土窑。文管小组根据土窑呈唐代馒头窑的特点，断定此处为唐代古窑址(见《文物》1959年第12期)。

    1961年7月，广东省文管会和广州师范学院历史系联合组成一个文物工作队，对官冲古窑址进行第二次发掘。挖出了一座用耐火土夯成的古窑，出土器物有范母、碗型外范、碟形外范、秤锤、镂孔盂形器、兽身玩器等陶器和碗、碟、豆、罐、盂、釜、盘、杯、壶、管状器、网坠、勺等半陶瓷器一大批。发掘出土的瓷器中，发现有一块刻着“政和二年”铭文的黑釉瓷片，专家们认定此窑“自唐代至北宋一直继续烧造，不过到北宋时的制瓷方法还继承着唐代的传统风格而巳”(见《考古》1963年第4期)。

    1996年，有人在碗碟山开采高岭土，挖出了一批古瓷器，附近村民闻风而至，对古窑址造成破坏，新会博物馆闻讯，迅速派人保护现场，并邀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进行抢救性发掘。

    1997年5月28日至1998年4月，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新会博物馆派专家、工作人员邱立诚(省考古所副所长，领队)、吴海贵、陈贵荣、李锡鹏、李荣照、刘成基、黄志强、林文斌等组成联合考古发掘队，对官冲碗碟山和瓦片岩古窑址进行大面积系统发掘。

    这次发掘分两个阶段进行，共发掘出窑炉遗址4座、窑场的总面积达2万多平方米，出土碗、盘、罐、盆、豆、杯、簋、砚台、炉、盒、灯盏、网坠、纺轮、人物塑像、动物造型等各种陶瓷器4000多件，其中青瓷为大宗，它与素烧瓷合占出土器物的95%以上。由于窑场出土物丰富，内中既有形态较早的陶器，又有烧造精致的青瓷器，专家们认为官冲窑具有窑场面积大、时间跨度长等特点(见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新会市博物馆《广东新会官冲古窑址》。

    三次考古发掘，发现官冲窑所烧制的多为碗、盘、罐、盆等中低档日用青瓷器，许多器皿上刻有姓氏和名字(1997年发掘出来的罐、盆、盂、钵瓷器中，有许多在肩部和足底部刻有丁、文、全、天、苏、何都公等文字)，根据这一点，专家们认定官冲窑为民窑而非官窑。

    专家们对出土陶瓷研究后，发现官冲窑的烧制方法也很特别，采用泥块垫烧法，即用高耐火的灰色土做成2-3厘米的小长方块，等距离置于器皿内，再把另一器皿外部挂半釉的叠置其上，由于耐火泥块吸去釉液，烧好后，器皿内部便留下星状缺釉印痕。采用此法烧制陶瓷的，只有高明大岗山窑(4-12块垫块)和新会官冲窑(4-6块垫块)。

    1999年，华南理工大学胡晓力博士对官冲窑出土的瓷器切片作热膨胀曲线测试，测出其烧成温度为1186-1310摄氏度，该温度可烧制黑釉瓷。

    官冲窑从中晚唐至北宋，其烧造时间至少持续了300年。后来是什么时候、什么原因停产的？古书没有记载。根据考古发掘报告所说“出土器物多而集中，堆放较有规律”，“出土器物大部份是成排放置的”等情况，推测官冲窑的结业可能是因为发生一偶然事件而导致，时间应在北宋末或南宋初。

    根据三次考古发掘，证实从碗蝶山挖出来的陶瓷器并不是“皇帝碗”，而是900多年前的古窑场留下的古陶瓷。在南宋君臣到达崖山之前很久，这里就是一个大型窑场了，不过那时并没有官冲这个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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