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安酒徒

　保罗·汉森：“纳粹崽子”被关疯人院里18年

　　“纳粹崽子”这个标签，57岁的挪威人保罗·汉森背了几十年。作为当清洁女工的母亲和一个纳粹德国空军飞行员一夜风流的产物，汉森一出生时就被他母亲遗弃了。虽然在挪威首都奥斯陆北部的一个“育婴农场”过了3年的好日子，战争一结束，他的世界因自己有一半的纳粹血统而天翻地覆。作为一个没父母认领的“希特勒婴儿”，汉

　　森先是被送到一个收容中心。由于患有轻度癫痫病，他成了一个没人愿意收养的孤儿，不得不和另外20个同样无家可归的“希特勒婴儿”呆在一起。就在他们惊恐未定地等待命运安排的时候，挪威国家社会事务部门把他们当作智残儿童送到了精神病医院。那里可能是汉森今生最难以忘怀的地狱：他们弱小的身躯经常被警卫的大头皮鞋踢得青一块紫一块；吃住的地方在一块，粪便东一块西一块，长年没有人打扫；黑夜里经常被其他“病人”凄厉的尖叫声惊醒。

　　“我告诉他们，我不是精神病，放我出去，”汉森说，“但从来没有人听我的。有时候我觉得自己真的要疯掉了。”

　　这样的日子汉森一共过了18年，终于呼吸到精神病医院外清新空气的时候，汉森已经22岁了，身体极度孱弱。命运待他还不算太刻薄。出院之后，汉森费尽九牛二虎之力，终于在一家小工厂找了个工作，还找到一间小小的寓所。汉森找到了另一种方法让自己内心保持平静。

　　2000年2月，汉森和另外6个当年的“希特勒婴儿”向法院提交了诉状，要求挪威政府为他们7人在二战结束后的这几十年中所遭受的不公正待遇赔偿几百万美元。目前这桩官司还没有定论，不过，挪威政府的态度近年来已逐渐开始松动。2000年新年之夜，挪威首相就政府在对待“希特勒婴儿”问题上的失职作了几十年来的首次公开道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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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尔克·海尼克：2岁时被党卫军绑架到德国

　　弗尔克·海尼克现年66岁，他自我感觉还是挺幸运的。海尼克原本是乌克兰人，2岁那年，因为具有雅利安人金发碧眼的特征，他被纳粹党卫军虏走，带到了德国莱比锡市的“阳光牧场”——“生命之源”计划在德国境内的一个“育婴农场”。

　　在那里，他被一户富裕的德国家庭收养。从此之后，他生活得安逸而富足。但有个阴影

　　总是困扰着他，他生命中似乎缺少了某些东西。弗尔克·海尼克说：“那时总有种异样的感觉，就像没有母亲、没有父亲、没有根！”

　　在生命的头几十年里，弗尔克·海尼克对自己的身世一无所知。养父母也并未将所有的真相告诉他，只说他们在一家孤儿院收养了年幼的他。长大后，弗尔克·海尼克开始追查自己身世的真相。然而，漏洞百出的出生证明文件给他的只有更多的疑问，文件甚至没有显示，他曾在“育婴农场”生活过一段时间。

　　随着调查的深入，他才明白整个真相：他是德国纳粹“生命之源”人种计划中的一名孩子。不过，最近几年，他才真正展开寻根的工作——在冷战时代，这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他终于搞清楚了自己的真实国籍，可惜，至今都还没能找到一名亲属。

　　贡特拉姆·韦伯：党卫军头目希姆莱是我的教父

　　贡特拉姆·韦伯现年63岁，柏林的一名写作课教师，最近才发现，纳粹党卫军头目海因里希·希姆莱是他的教父，而自己的生父，则是一名党卫军少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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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伯说：“我怀疑，几十年来，妈妈都在对我撒谎，她告诉我说，我的父亲是一名卡车司机，为纳粹空军服务，死于克罗地亚。但家里没有任何关于我父亲的文件或是照片。”

　　不过，韦伯从自己的继父那里得到了一些线索，他开始追查自己的身世，在他58岁那年，终于发现，自己原来是纳粹“生命之源”计划的一名“雅利安孩子”。

　　韦伯说：“我最后知道了，自己的父亲是一名战犯，而且，当年他使我妈妈怀孕的时候，是个已婚男人，还有3个孩子。我想，妈妈一定是迫于他的军阶才不得不怀孕的。后来，他逃到了阿根廷，1970年死在了那里……这一难堪的身世让我感觉抬不起头来，感觉更加孤独。但当我和其他有着共同经历的‘生命之源’孩子相遇时，我感到了巨大的安慰，尽管我还不能确定这种感觉。”

　　吉塞拉·海登赖希：首个出书的“希特勒婴儿”

　　说出真相是一件多么可怕的事情。在纳粹统治下，她们觉得自己充满了罪恶、耻辱和恐惧。于是她们建造了一座谎言之墙，然后有人出现，威胁说要推倒这堵墙。这对于她们来说，无异于威胁她们的生命。这就是为什么她们不愿意道出真相的原因。当时，许多女人向党卫军立下誓言‘忠诚是我的荣幸’，这句话至今仍影响着她们的生命。她们情愿死也不愿意说出真相。

　　在1935年至1945年这10年间，大约有1万名德国儿童和9000名挪威儿童在德国纳粹的“生命之源”计划下出生，他们都有“雅利安”特性：金发碧眼。这是纳粹“优等种族”计划的一部分。60年后，许多当年的“雅利安婴儿”至今仍活在灼痛的心理伤疤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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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母亲是效忠纳粹的秘书

　　现年63岁的吉塞拉·海登赖希，来自德国巴伐利亚，金发碧眼、个子高高。她是一名家庭医生，母亲终生未嫁。 如同其他“希特勒婴儿”，吉塞拉刚开始时对自己的身世一无所知，从来没有人告诉她真正的身世。吉塞拉说：“我的叔叔总是把我称为‘党卫军私生子’，但我却不知道为什么。我总是感觉自己有点不对劲，我觉得罪恶，但没有人告诉我，我是个‘希特勒婴儿’”。后来，在杂志上看到关于“生命之源”配种和“党卫军妓女”的报道后，吉塞拉开始调查自己的过去。原来，吉塞拉的生父是一名纳粹党卫军指挥官，母亲则是纳粹“生命之源”计划的一名秘书，两人相好前，父亲已是有妇之夫。尽管父母都是德国人，吉塞拉却出生于挪威奥斯陆的一个“育婴农场”。当年，吉塞拉的母亲选择了远离自己长大的巴伐利亚村庄，在奥斯陆诞下吉塞拉。

　　已经结婚的吉塞拉说：“当时，我的整个世界都崩溃了。我的母亲并不是一个对别人无害的平凡秘书，她原来是个妓女，养大了我。”直到今天，要让吉塞拉接受自己温和善良的老母亲正是当年那个效忠于纳粹的秘书这个事实，仍然存在一定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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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返出生地感慨万千

　　吉塞拉曾经两次回到以前母亲工作的“育婴农场”斯特恩霍灵。斯特恩霍灵坐落在绵延起伏的旷野上，远处是覆盖着皑皑白雪的阿尔卑斯山。吉塞拉的母亲就是在这里扮演着一个重要角色，负责“希特勒婴儿”领养的登记工作。如今，这所被废弃的房子靠马房而立，房屋大门上的纳粹党卫军标志依然清晰可见。门前的纳粹雕像——“希特勒婴儿妈妈”用母乳喂养孩子，提醒并向世人诉说着这所房屋黑暗的过去。

　　尽管斯特恩霍灵现在已经是一个残疾人中心，但吉塞拉依然深有感触。她说：“看着这些快乐的孩子玩秋千，真的非常激动。如果生活在当年那个第三帝国世界，他们不可能生存下来，因为希特勒疯狂的种族政策不允许。”吉塞拉说她在“生命之源”纪录文件里找到证据可以证明，这个计划下出生的残疾儿童不是被杀死就是被送去集中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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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忠希魔的妇女不愿接受事实

　　玛丽亚·多尔是另一名“希特勒婴儿”，母亲来自挪威，父亲是德国军队里的士兵。多尔现在生活在德国法兰克福附近，她认为自己是希特勒的一名受害者。还是嗷嗷待哺的婴儿的时候，她就被从挪威转移到了莱比锡市附近的克兰·萨里斯“育婴农场”，后来被一德国家庭收养。

　　强忍着泪水，多尔回忆了当时她意识到自己原来是养女的那一刻：“当我还是名学生的时候，有个女人突然走过来告诉我，我不是德国人。于是我开始秘密注意养母的所有东西，但直到长大成人后，我才知道了自己的‘希特勒婴儿’历史，发现了真相。我无法摆脱‘希特勒婴儿’这种感觉，我觉得受到了伤害和干扰，我的生活完全遭到了破坏。”

　　而在距离莱比锡市一个半小时路程的一所小公寓里，玛丽亚·黑妮奇骄傲地看着那本有60多年历史的相册。1942年，那时她是克兰·萨里斯“育婴农场”的秘书。

　　黑妮奇不记得多尔了，但她仍然与“育婴农场”其他一些“希特勒婴儿”保持着联系。黑妮奇目光坚定，她坚持认为尽管自己曾经在“育婴农场”里工作，但她并不是纳粹分子，“当时我还年轻，根本没有想过我们做的事是对是错，但我真的很喜欢那份工作，我没有尝试做任何事情来纠正这个计划，我不过是个小小的秘书而已。我也没有与慕尼黑的‘生命之源’总部有任何联系。”

　　吉塞拉解释说，事实上，许多曾经为“生命之源”工作的女人，包括她自己的母亲，在余生中都耻于提起“生命之源”、不愿接受自己这段人生轨迹。因为不管她们的作用是多么微小，她们都曾经扮演着支持希勒特种族政策的角色。

　　吉塞拉表示：“说出真相是一件多么可怕的事情。在纳粹统治下，她们觉得自己充满了罪恶、耻辱和恐惧。于是她们建造了一座谎言之墙，然后有人出现，威胁说要推倒这堵墙。这对于她们来说，无异于威胁她们的生命。这就是为什么她们不愿意道出真相的原因。当时，许多女人向党卫军立下誓言‘忠诚是我的荣幸’，这句话至今仍影响着她们的生命。她们情愿死也不愿意说出真相。”

　　吉塞拉是首个出书讲述个人经历的“希特勒婴儿”，在书中她勇敢地告诉世人自己如何寻找真相。吉塞拉的自传还被改编成电影，并在2006年7月的慕尼黑电影节上播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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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必要让孩子知道历史事实

　　吉塞拉参加了11月4日的“希特勒婴儿”集会，她强调在课堂上向学生讲述“生命之源”这段历史故事的重要性。“如今孩子们知道很多历史事实，他们的历史知识很丰富，但他们对历史缺乏情感上的联系，”吉塞拉说：“‘生命之源’的故事很重要，因为它关系到家庭，是关于母亲、父亲和孩子的故事。这能帮助学生们把历史和自己联系起来，更好地理解历史。”这次的重聚还证明了所谓的“优秀人种工程”作用非常有限。已经长大的“希特勒婴儿”看起来与其他普通德国中年人没有什么区别：男人都留着花白的胡子和顶着个秃头脑袋，女人也都是头发花白、戴着眼镜。
拥有金发碧眼的吉塞拉说：“我真的是个例外。”

　　汉斯·乌尔里奇·韦斯奇：半世纪后才与亲人团聚

　　我产生了恐惧感，那是一种一生都挥之不去的恐惧。

　　64年前，在德国韦尼格罗德绿荫葱葱的住宅区的“育婴农场”里，汉斯·乌尔里奇·韦斯奇出生了。64年后的11月4日，韦斯奇也出席了“希特勒婴儿”首度公开集会。他眼中噙着泪水，叙述他战后是如何被迫和母亲、姐妹分离，在前民主德国被抚养长大，并在半世纪后才得以与亲人团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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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身世受到阻挠

　　韦斯奇表示前民主德国国家安全部“斯塔西”总是极力阻止他寻找亲生父母。“我曾经写信到韦尼格罗德的登记处，但他们没有回信，反而把我带到了‘斯塔西’面前。‘斯塔西’想知道我为什么调查这种事情、我认为自己是谁。他们还告诉我当年的那个组织已经不存在了，那是个法西斯组织，而且所有的文件都已被摧毁。”“斯塔西”还坚称即使韦斯奇的父母还在世，他们也已经再婚，不会想与他有任何联系。

　　随着调查的深入，韦斯奇要面对的不仅仅是“斯塔西”，他还失去了工作。因为“斯塔西”的阻挠，他一直没能找到生母。直到柏林墙倒塌后，他才停止了私人调查，后来还与“生命痕迹”组织取得联系。

　　“三四个星期后，有个人打电话给我，他说，‘你先坐下，韦斯奇先生。’我问他发生了什么事，他说‘我找到了你的母亲。她现在已经80岁，但我们不敢跟她说，也许她不愿意承认这个事。’”

　　“生命痕迹”组织还帮忙找到了韦斯奇的三个姐姐。但韦斯奇与姐姐们彼此都不知道对方的存在，后来韦斯奇的姐姐询问母亲才知道事实的真相。当时，韦斯奇的母亲是想和他的父亲结婚，而且韦斯奇最大的姐姐跟他也是同一个父亲，可惜的是，战争还没结束，韦斯奇的父亲就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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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时候没人愿意要

　　虽然在老母亲临终前，韦斯奇赶得及见上她最后一面，但韦斯奇对于前民主德国阻挠他与母亲的团聚还是心怀恨意。他说，如果不是因为前民主德国，他也许可以早点见到自己的母亲。韦斯奇说：“当她见到我的时候，她非常非常高兴。一直以来，她也承受了很多痛苦。”

　　事实上，在战后被抚养大的“希特勒婴儿”在寻找自己的过去或者亲生母亲时都和韦斯奇有着类似遭遇，而且，他们都承受着没有人愿意要自己的痛苦感觉。韦斯奇说：“二战结束后，我被送到一个陌生家庭去，很快，他们又把我送到另外一个家庭去，当时我只有3岁，也许他们觉得这么一个小孩对于他们来说负担太大了。最后，终于有一名63岁的妇女高兴地接受了我，但她对我的要求很严格。”还是个学生的时候，韦斯奇就被收养他的家人威胁说如果他不乖的话，就把他重新送回孤儿院去。韦斯奇说：“我产生了恐惧感，那是一种一生都挥之不去的恐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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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蒂亚斯·麦斯纳：纳粹险恶阴谋的人体标本

　　要加入这个项目必须提出申请，“生命之源”的总部在慕尼黑。申请人必须填写一张调查表，证明父母双方均没有遗传性疾病，即使是普通的疾病也不行，而且这至少要追溯至两代人。他们还必须证明自己是德国血统。

　　他是德国纳粹“活着的遗迹”，是纳粹施行“雅利安精英”这一险恶阴谋的人体标本。作为纳粹“生命之源”计划的“产品”，马蒂亚斯·麦斯纳向大家解释了“生命之源”系统是如何运作的：“要加入这个项目必须提出申请，“生命之源”的总部在慕尼黑。申请人必须填写一张调查表，证明父母双方均没有遗传性疾病，即使是普通的疾病也不行，而且这至少要追溯至两代人。他们还必须证明自己是德国血统。”如今，麦斯纳是“生命痕迹”组织的负责人，他认为11月4日这次聚会对于让这些家庭摊在阳光下，并平息某些相关迷思有其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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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席了聚会的另一名“希特勒婴儿”奥莱特·瓦伦博恩也强调说：“我们需要勇气向公众讲述我们的故事，只要我们还活着就要诉说。”瓦伦博恩的生母是一名挪威歌手，生父是一名纳粹唱诗班主管。

　　黑尔格·卡罗：住所不远就是犹太人屠杀区

　　“有4年的时光，我是在纳粹高级军官的抚养和教导下长大。从某种程度上讲，我实际上也参与了对犹太人的屠杀。”

　　在“生命之源”计划下出生的黑尔格·卡罗53年来备受精神折磨。

　　孩提时，黑尔格·卡罗就朦胧地感到，自己与众不同。她出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开战不久时期的纳粹德国，隐隐约约记得当时

　　的生活环境十分高雅，生活优越而舒适。家里来往的人都衣冠楚楚，看上去颇有地位。黑尔格·卡罗还记得，母亲马蒂尔德·卡罗当时也不是个简单人物，她身兼希特勒高级助理马丁·伯曼和纳粹宣传部部长戈贝尔的秘书。不过，对于过去的事情，母亲一直守口如瓶，不愿多说一个字。为避免母亲的不快，黑尔格在她面前一直小心翼翼地回避这个话题。

　　1993年马蒂尔德去世，在参加完母亲的葬礼回来的路上，黑尔格突然感到了某种如释重负。她马不停蹄地开始了对自己家庭过去的研究，迫切地想找到在自己心中折腾了几十年的身世之谜的答案。对于自己点点滴滴拼凑起来的发现，黑尔格说不清自己到底是什么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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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母亲送给纳粹秘密警察

　　黑尔格的亲生父母其实彼此并不熟悉。1940年6月，纳粹德国为庆祝占领法国，在柏林举行了一次规模盛大的宴会。在这次宴会上，马蒂尔德·卡罗和一名年轻而英俊的德国陆军军官相识了——此人后来无意中成了黑尔格·卡罗的生身父亲。那是一个狂热的夜晚，几乎所有的人都被一种近似疯狂的情绪笼罩。马蒂尔德和那名军官挥霍了一个晚上的露水情缘，翌日，两人便分道扬镳、各奔前程。9个月后，马蒂尔德在慕尼黑附近一个纳粹开办的“育婴农场”生下了黑尔格。

　　刚刚呱呱坠地，黑尔格就被挑选出来，成为纳粹指定的“种族纯洁”儿童之一。尽管“有着优秀而纯正的血统”，黑尔格没有逃脱被母亲抛弃的命运。马蒂尔德把她送了人，纳粹的一个高级秘密警察成了黑尔格的养父。养父对黑尔格虽慈爱有加，对犹太人却心狠手辣，曾多次指挥用瓦斯屠杀大批手无寸铁的犹太人。在养父进行这一切“工作”的时候，黑尔格就在离屠杀地点不远的纳粹生活区中长大。回忆起这段日子，黑尔格说，“有4年的时光，我是在纳粹高级军官的抚养和教导下长大。从某种程度上讲，我实际上也参与了对犹太人的屠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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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常找心理医生寻找解脱

　　马蒂尔德1993年去世之后，黑尔格孤身来到慕尼黑附近的普拉齐。她当秘密警察的养父曾经在这里居住过，如今这里已经变成了德国情报部门的总部所在地。对黑尔格来说，这个地方来对了。在这里，她找到了有关她养父的详细记录。档案中，她养父的名字以及犯下的罪行历历在目。刹那间，黑尔格什么都明白了。接下来，她把时间几乎都花在了图书馆里，饥渴地搜索关于“生命之源”的点点滴滴，试图找到自己身世之谜的最后一块碎片——亲身父亲的下落。1994年，当一个陌生的男子在电话里声称他就是黑尔格的亲生父亲时，黑尔格克制不住地热泪盈眶——她的身世之谜终于有了一个完整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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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那之后的4年，黑尔格一直在和一个当心理医生的朋友的倾诉中寻找解脱和安慰。她也经常去慕尼黑附近的出生地转转，但一直没有得到有关她身份的确切文件。和挪威不一样，德国没有为援助“生命之源”儿童开设的慈善组织，也没有人愿意插手这档子事。黑尔格还是常常在惴惴不安中过日子，担心周围的人会把她看作一个纳粹，因为她曾经“在纳粹屠杀者身边长大”。当她和采访她的记者在慕尼黑市中心的一个饭店见面的时候，黑尔格显得十分紧张。如果有人不小心把“生命之源”几个字念得稍微重了一点，她会立刻绷直了身体，一副准备随时逃走的样子。对于她以前或是现在的生活，她执意只私下里在隔音效果比较好的包厢里谈谈。她自己承认，“要知道，‘希特勒婴儿’这个标签可能会给我带来无尽的烦恼和耻辱。”

小朱

也是我们地球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