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雀

编辑中，请多多指教

朱雀

编辑中，请多多指教

朱雀

编辑中，请多多指教

朱雀

编辑中，请多多指教

朱雀

编辑中，请多多指教

朱雀

编辑中，请多多指教

朱雀

四川古钱范现存世的不多，且流散各处，述著文字，见于报章更是少之又少，为便于钱币爱好者的欣赏、研究，现将笔者手上所能收集到的四川境内已知钱范实物资料，以及相关钱范或钱范出土发现情况，作一简略的介绍和考证，以达到抛砖引玉之意。


[ 本帖最后由 朱雀 于 2008-1-27 12:36 编辑 ]

朱雀

一、高县“秦半两”残石范
1980年四川高县文化馆征集，高县文江乡村出土。砂岩质，石范为横长方形，阴刻钱模7行共28枚（残三枚），大铸口属“分流直铸式”工艺。范长24.4厘米，宽18厘米，厚5厘米，重3420克。钱模直径约3厘米，穿宽0.7厘米，并有铸铜痕迹，为实用铸钱子范。
    《史记·西南夷列传》：“始楚王时，使将军常将兵循江上略巴、黔中以西……以其众王……秦时常略通五尺道，诸此国颇置吏焉”。高县至汉为犍为郡，正当秦五尺道与汉通西南夷必经之路。高县出土半两钱范，当是秦汉开发西南地区的遗物。
    秦半两为秦王嬴政二十六年（公元前221年）统一全国废除六国各种形制旧钱，推行半两于天下之法定货币，与统一文字、度量衡等当为同一政令之实施，历史意义极为深远，对后世钱制影响重大。汉承秦制，更铸荚钱，高后行八铢钱，又行五分钱。文帝时铸四铢，钱文仍用半两，经实测得知轻重不一；武帝罢三铢后，又行三分钱，钱文仍用半两，元狩五年（公元前118年）行五铢钱，半两才真正废除，退出了历史舞台。
半两断代，一般以钱径、钱的轻重区分是秦或汉。法定重半两，即十二铢，前人据史载“铜钱，识曰半两，重如其文”，因而信其必重为十二铢；从近年的考古资料发现，先秦半两大小不一，不一定尽重十二铢。如1979年11月，在陕西省凤翔县南指挥公社高家河之秦代地层发现一罐半两，行制相同，而大小不一，轻重、厚薄也不等，有的半两上还有柄（浇口茬），实际测量直径为2.0—3.4厘米，重为2.25—12.0克。唐石父著《中国钱币学大辞典》中对秦半两文字的记载是“篆书，文字高挺，但不及战国半两。接体渐趋于方整，‘半’字下横及‘两’字上横较长。‘两’字‘入’竖笔渐短”。高县秦半两石范，范内钱横径约3厘米，穿宽0.7厘米，属秦之小穿大半两钱型，笔画粗犷，字文结构亦属秦钱。其浇铸工艺，为大铸口“分流直铸式”，当属较早之秦半两范型，其成范时间似不到秦末，更不会晚至西汉“八铢”钱。至于不用铜范，而用石范，疑为秦军所经之地方铸钱。
范体横长方形属大铸口“分流直铸式”工艺，近似“齐刀”，其浇铸方法渊源亦甚早，古钱币学家蒋若是在《中国钱币大辞典》标为秦范第四型之第一式。该范现藏四川省高县文管所。

朱雀

二、广汉“大泉五十”铜范
    1976年1月在广汉农土产品部收购的杂铜中，拣选出大泉五十钱范。该范身似凸字形，长8.8厘米，宽6.8厘米，边框厚0.8厘米。拣选时为公母范全套的铜质钱范，母范钱模为“大泉五十”四枚。公范正面平整，四枚钱模外部直径为2.8厘米，廓宽0.2厘米，穿宽0.8厘米。范身方形，四角略圆。钱模方穿二正二斜，穿中有直径0.4厘米的小圆圈，四枚钱模外廓间距各为0.15厘米，下方范边正中有一合范的小条方榫头。上方有1.8厘米长、3.2厘米宽的半圆形铜液浇铸流道，道槽上宽下窄，下有二小流道槽与左右钱模外轮相通，两边各一合范小条方榫头（图片整理中）钱范背面满身绿锈泥垢，位于钱模的部位下凹，中间各一直径0.3厘米的乳钉，与正面钱模方案圆圈对应，似为浇铸时多余的铜液流道所至，下凹呈四方格之间的间距宽约1厘米，突起为隔梁，与边框连接，显得十分厚重坚实。

    “大泉五十”始铸与于王莽居摄二年五月（公元7年），为“钱货六品”之一，早于“小泉直一”两年，其余四品“货泉”三年，与“金错刀”一并铸行（公元7年）；其废止日期晚于其余五品六年（与货布、货泉并行六年），是“钱货六品”中铸行历史最长，铸量较多的，且品种众多，如逆读、易位、合面、合背等种，面又有重轮，重郭及额缘等。“大泉五十”，值五铢钱或“小泉直一”五十枚。“一直五十，与五铢钱并行”（《中国历史大事年表》）。清张崇懿在《钱志新编·卷四》中认为大泉五十钱币“轻薄如纸，穿极大”。从图一中的钱范情况看，穿与其它钱币相比，似乎是有点大，但也并非“极大”，从钱模的深浅推测，厚薄也非“轻薄如纸”。
    此范阴刻的内外轮廓清晰，似为初铸钱范。可惜母范在当时文物展览中丢失，现公范藏于广汉市文物管理所。

朱雀

三、成都出土“大泉五十”铜母范
    1956年10月在成都外东跳蹬河土坑墓出土，1957年由文物工作队移交四川省博物馆，钱范总体外呈圆角的正方形，内呈六边形；铜范长7.9厘米，宽7.83厘米，厚0.82厘米，范廓呈斜坡状，便于取模，廓上宽0.45厘米，下宽0.56厘米，深0.38厘米；范模直径2.85厘米，穿宽1厘米；范中有一凸乳钉，乳钉直径为0.88厘米，高0.38厘米；钱范左右一边一个三角形凹槽和三角形乳钉，钉高0.2—0.24厘米，钉槽深0.19—0.24厘米；范上边有一个凹箭头，下边为一凸箭头，箭尖相对，箭钉高0.3厘米，宽0.7厘米，长1.06厘米，箭槽深0.27厘米，宽0.74厘米，长1.11厘米。箭形槽钉与三角形槽钉的作用应是一样，为固定范模之用。钱模为两正两背呈对称排列，共四个钱模，全为阳刻文饰，其中两个钱模上阳刻“大泉五十”篆体字样（图片整理中）。钱范背面为素平面。


    该铜范制作工艺精美，保存完好；“大泉五十” 四字清晰可辨，从铜范的制作结构特点看，应只有这一个母模，在实际使用时，将压印出的两块子模，有钱模的一面相对扣，即为一个完整的子范，此种结构构思巧妙，即节约了铜范的制作材料，又节省了子范的制作时间，可谓一举两得。该铜范母现藏于四川省博物馆。

朱雀

四、西安出土大泉五十陶范
    此陶范为1959年5月陕西省西安北郊郭家村出土，1963年成都市博物馆移交四川省博物馆。该陶范为汉代王莽时期。铜范呈圆弧角长方形，范长12.9厘米，宽8.5厘米，厚0.8厘米；钱模直径2.83厘米，穿宽0.81厘米，呈两列四行排列，其中四枚钱模上刻有“大泉五十”篆体阴刻字样，另四枚为无文钱背（图片整理中）。

    陶范的中间为铜液的浇铸道口，呈漏斗状，道口外孔径1.03厘米，内孔径为0.66厘米。钱范的两边有榫头榫眼各二，榫头直径0.58厘米，高0.14厘米，榫眼直径0.62厘米，深0.2厘米，用以合范时固定之用。范背为素面。

    该铜范现藏于四川省博物馆。

朱雀

五、德阳大布黄千铜范
    1993年3月，德阳市博物馆征集到一方“大布黄千”铜范。该范为内铲形面范，范长8.2厘米，宽6.3厘米，重170克。范背外沿突棱厚0.8—1厘米，中厚0.5—0.6厘米。铲銎部为浇口，首宽2.7厘米，内径1.95厘米，首长1.3厘米。范内两个布币型腔，浇道与型腔四个足部相联接。型腔长5.15厘米、肩宽1.95厘米，首长1.2厘米，首宽1.2厘米，足长1.2厘米，足宽1.2厘米。钱文垂针篆，阴文反书“大布黄千”四字，中央直线纹通顶，此为穿上，穿下直抵于档，此直线非界格；范两肩及足部正中有三个三角形槽口。浇口及范背有突出铜锈，为使用时溢出的铜液（图片整理中）。铸造出的钱币背与面同纹饰。清钱帖《十六长乐堂古器款识》云：“文曰大布黄千，古衡字作横，横亦作黄，皆通用也”。

    该范由于几经转手，最初的发现地点不详，但据说发现时面范与背范是合在一起的。背范背部基本与面范背部一致，面部两肩及足部正中有3个三角形榫，与面范的3个三角形槽口（卯）相结合，提高了合范定位的准确性（整理中）。此铜范是研究新莽时期货币及其铸造技术、制范工艺等不可多得的精品。中国各地所发现的新莽时期的钱范以泥范居多，少数有铜范发现，铲形铜范更为少见。西汉中期已经出现用铜模来翻制泥范，至新莽时大力推行这一新工艺。但由于新莽在短期内频繁地进行币制改革，新货币需求量大，部分地区仍沿用旧工艺铸造，铲形铜范主要流行于先秦至秦初，如陕西凤翔出土的铜范、陕西岐山铜范、西安未央区铜范等，均为铲形子范，其铸造工艺较为落后。铲形铜范应该是从布币向圜钱过渡初期，从钱范形制上对布币形制的保留。新莽时期，王莽复古改制，重施货币制度，这块铜范小巧精致，古意盎然。有学者在论及布币版型时，认为先秦耸肩足空首布起源于耒，与弧足布起源于不同，极富见解。但认为新莽布币形制也是受耒的影响，笔者认为值得商榷。其实，我们从这块“大布黄千”新莽时期的铲形铜范上，可以看出新莽布币只是对先秦布币的仿制。该范现藏四川德阳博物馆。

朱雀

六、西昌出土“货泉”铜母范
    1976年2月25日，四川省西昌县石嘉乡修筑机耕道时，在西昌县黄连乡东坪村发现铜器窖穴。现经调查为东坪村古铜矿冶炼遗址，面积约10万平方米，文化堆积层有成片铜矿渣，大量红烧土和钱范等。东坪村在今西昌城南约40公里，海拔1700米。背靠螺髻山脉，面向安宁河，距黄连乡五公里。两汉时属越西郡邛都县境。窖穴出土有铜范五块（二残，三个完好），铜锤二件，铜锭四块。
铜母钱范似盘状，呈圆角长方形。范四周有边框，框宽0.3厘米，深0.5厘米，陶范长10.06厘米，宽0.75厘米，钱径为2厘米，穿宽0.75厘米，范背均为素平面。范内整齐排列八枚“货泉”钱模，钱分二排，每排四枚，正反相交（图片整理中）。钱面阳刻着垂针篆体的“货泉”二字，“货”字在右，“泉”字在左（见图十一）。钱背为素面，钱面穿上无廓，仅背穿有廓，廓宽0.1厘米。范的两侧等距离地列有棱形公母定位销各二道，以便浇铸时固范。范正中有凸起的圆柱体浇铸口一个，柱径0.8厘米，深0.5厘米。柱体下有浇槽四道，槽成斜坡状，分别通向四方。
（钱范图片及拓片）
    铜锤，均为长方形，大小稍异，锤一边为扁形平头，另一端为宽厚的长条形刃，刃径使用已残缺。铜锭，形状一样，重量各异，孔下部铸有铭文（阴刻），能识别为“二百二十三”、“二百二十”、“二百一十”等，这些数字应为铜锭的编号。上述铜器均为黄铜，经光谱分析，内含铜、铅、铁等十七种金属元素。此范的形制大小、字体，均与洛阳烧沟出土的第二种“货泉”相同，可能此范为官范。把铜锭（原料）、铜锤（工具）和钱范（母范）三者同窖一穴，说明钱范在当时仍具有重要的使用价值，所以未被毁弃。《汉书"地理志》称：“邛都（今西昌县境），南山出铜”。现在距黄连乡20多公里处有摆上顶和鹿马两个铜矿。所以铜锭应为本地所产。
    货泉为王莽天凤元年（公元14年）始铸。张燕昌著《金石契》中记载的建武年（公元25—56年）货泉范，钱币学家翁树培发现其误：“因思历代钱文纪年号者，如又改元，则多不复铸者旧号之钱。若五铢、货泉，初无朝代年号，是以汉至隋俱铸五铢，即光武未复五铢之初，仍铸货泉，初不以为莽制而废之也……则异（历）代仍铸货泉，理或有之。然必谓此即太和泉货，而谓史云钱货当改曰货泉，则未可也。”。后改版时予以订正，并标注“依翁宜泉太史订正”字样。西昌货泉铜母范的发现，从考古学的角度，再次印证“货泉”的铸造时代与钱文特征（刚写完此文，从四川省考古研究所传来消息，该所为配合道路修建，在东坪村现场考古发掘时又有新的发现，出土了大量钱范，再次证明此地汉时为铸币所在地）。
    该铜范现藏于四川省西昌博物馆。

朱雀

七、广汉“货泉”母范
    1982年2月，在广汉废旧物资回收商店征集到货泉钱范。该范呈长方形，两边微向外弧，长12厘米，最宽处7.8厘米，厚0.5厘米。四周边框高1厘米，框边宽0.2—0.3厘米，背面平素无纹（图片整理中）
    母范上有货泉钱模八枚，呈双行正反交叉排列。外廓直径2.2厘米，宽0.1厘米，穿径0.8厘米。内外廓和钱文均为阳刻。钱模双穿与边框对应呈方形排列。钱范正中有直径0.7厘米的圆柱，柱高与边框平齐，柱足四槽斜出与中部四枚钱轮相连，当为铜液浇铸流道。两端四枚钱轮与中部钱模外轮两两相连。边框两边内缘有三角形榫头榫眼各二，以便浇铸时合范定位（图片整理中）。

    范内外铜绿锈的积存较多，字迹模糊不清。悬针篆体的钱文隐约可见。货泉为王莽天凤元年（公元14年）废“宝货”更铸，与“货布”并行。该钱体小粗劣，似为晚期铸范。该钱范与四川西昌发现的“货泉”钱范大小、形状非常相似，可能是王莽政权统一颁发给各地的官范。此铜范现藏广汉市文物管理所。

朱雀

八、汉“五铢”铜母范
    1963年1月由成都市博物馆移交四川省博物馆。

    该铜范似铲形，上有柄，下开衩，中为凹槽，钱模呈四列八行斜行排列，中间为铜液浇铸道口槽，道槽长27.8厘米，槽宽1.82—0.57厘米，均深0.3厘米，钱内阴刻篆体“五铢”二字，刀法犀利深刻（图片整理中）；背有一脊，脊起于首下4.8厘米处，脊长11.5厘米，上宽2.2厘米，下宽1.8厘米，脊下紧连两个三角形残钮，两钮间距2.7厘米，上半钮高1.4厘米，宽3.7厘米，下半钮高2.7厘米，宽3.5厘米；该范长32.6厘米，宽13.6—14厘米，厚1.3厘米，在下部中央开一半圆形衩，衩宽1.1厘米，深1.5厘米；钱模直径2.72厘米，穿宽0.99厘米，每穿中心有一凹圆，圆径0.22厘米，深0.1厘米，钱深0.14厘米。
    该范首部中央曾经断裂，有明显的修补痕迹，似为铁水粘接而成。从该铜范的造型和钱模刻文看，应为西汉时期铸造的官范。该范现藏于四川省博物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