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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王荫嘉殷泉先生记

王荫嘉先生字苍虬，江苏苏州人，祖籍浙江秀水(今嘉兴)，咸丰年间移居苏州，光绪十八年(1892)10月22日诞生于苏州，光绪三十一年(1905)随父入京城，遂留在北京读书，先生之父王次欧先生自日本考察宪政返国，原拟在湖北省任官，后因病而逝，至宣统二年返苏州，前后在北京一共有五年之久，先生由京返苏州后，即留在苏州掌理家业，娶妻周氏。
　　先生喜治目录，浏览宋本，中国古典文学造诣颇深，所藏古籍版本甚丰，琳琅满架，先生尤留心钱币有关掌故，予以注解或转载，在四十年代的《泉币》杂志，先生特辟有“泉纬丛谈”，例如有绍兴二十七年御书通宝钱，万历本泉志十五卷，赵�适迨指灞菊掳苍铀担�明代蠔涌钱之载记，咸丰宝钞官票上条陈十四条，以及近代史料如张文襄公粤省购办机器试铸银铜钱全案，湖北银元局丛稿(张之洞请铸银圆折)，先生得其原稿，得知来历，询其究竟，纲目毕张，此种孜孜为学之研究精神，最为吾辈学习，身后所遗之善本悉由夫人于1954年捐赠给北京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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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荫嘉先生自北京返苏后，就跟他的一位父辈之古钱收藏家周仲芬先生(名德馨)邂逅于苏州古玩店肆，时时切磋研究，在1920年左右，先生获得嘉兴金砚云氏(名忠淳)全部藏品，金砚云为嘉庆年间的一位古钱收藏家(忠淳著有砚云甲乙编古泉考)，在金氏藏品中有不少珍罕稀品，例如大蜀通宝(后赠给蜀人罗伯昭)，铁广政，泰和通宝小平，至正之宝权钞伍分，南宋临安府贰伯文，叁伯文，伍伯文三等钱牌，以及安南刀环绍丰钱等等，由于有这些大量藏品实物可研究，加上他的古典文学基础好，研究有志，又得周仲芬先生之指点，遂渐入佳境。久之，先生之研究与鉴定古钱学问造诣日深，蜚声姑苏，与当时江浙一带及上海等之钱币收藏家，如张叔驯、郑家相、张絅伯、戴葆庭均有来往，研究讨论钱币。先生日后又得拾古斋泉，中有奇品，如半半五五、天福元宝大字等，之后又得刘铁云小部份藏品以及关渭卿藏品，其中有通行泉货面星背月，大样阔缘，以及洪武三济等。先生也得小部份周仲芬之藏品，提起周仲芬藏品之授受源流，藏家均喜知其详。光绪年间福山人王文敏氏，好古好古泉，他是发现殷商遗物古龟甲骨文的第一位，官居北京团练大臣，在庚子之乱殉难，后其藏品归刘铁云氏，加上刘氏自己先后搜集，数量巨多又精美，宣统元年七月八日刘铁云殁，享年五十三，身后藏泉见于市肆，然大部份归于吴县周仲芬，后周仲芬又得归公麟物，其藏更富矣，齐斋(张叔驯)得先生作缘，得其最精稀品十余种，然大部分归日本平尾氏，成为昭和泉谱之蓝本。
　　先生在三十年代后期至四十年代初旅沪期间，也时有所获，例如由上海马定祥先生获得元丰篆书折二铁母钱，咸丰祖泉宝苏小平，光绪宝福铜母钱，当年马定祥先生少年英俊，目光如炬，致力收集，往返申杭北京天津等地，获得奇珍罕品不少，先生喜爱乡土之物，素有“宝苏局钱癖，当年马定祥让给先生的咸丰宝苏祖泉，爱不释手，系之袖带，珍同拱璧。先生在战前就集成八十余种咸丰宝苏局，战后尽付荡如，可惜之甚，虽然战后重新收集宝苏局，已难得以前之成绩了。在先生最珍贵的是棋祥通宝宝苏小平样钱，现已归上海博物馆收藏。先生喜爱自己乡土之物，也能体谅他人对乡物之珍惜，当年罗伯昭笃好五代十国钱，身为蜀人，而没有乡物之大蜀钱，很是遗憾，于是先生把自己之藏品，大蜀通宝送给罗伯昭，楚弓楚得，此种逸趣韵事，遂留于钱币界传为美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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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集三十多年的古钱，其数目在万枚以上，尤喜爱中国北宋宣和钱，明钱，太平天国钱以及清钱，对外国如朝鲜、安南、日本也有研究，早年有意以自己藏品为主，把中国古钱有系统归类起来，奈何日军侵占苏州后，苏州藏泉之一部份被洗劫一空，因此十余年之长编巨作愿望与爰搜罗之心力，付之东流，令人惋惜。所幸的是部份珍贵钱币与文稿尚由哲嗣王健舆先生保存下来，例如天德重宝背殷，此钱为殷王延政天德二年铸天德重宝当百泉，传世至罕，尤以隶体为所藏古泉之冠，爰自号曰“殷泉”，又有通行宝货背月，永乐通宝折三、棋祥通宝宝苏局，不幸的是有一张稀世彩绘《湖北官钱局银元壹大元》之祖票及文稿均在文化大革命动乱中散失，1986年，藏品由哲嗣王健舆悉归上海博物馆收藏。
　　1937年春，先生应张叔驯、陈仁涛两位先生之约，自苏州赴上海商议成立上海泉币社及出版泉币杂志等事，然适逢上海八·一三事件，遭日军兵燹，沪杭一带亦先后沦陷，翌年张叔驯先生一家移居美国，故成立泉币社一事亦暂告停辍，1938年罗伯昭先生由重庆移居上海，大力搜集古钱，提倡古泉学，钱币界顿时热闹非凡，于是泉币社之成立，寿泉会之成立，泉币双月刊出版，其一切经费大部份是由罗伯昭负责。泉币社每星期六午后四至六时半开谈论会于罗伯昭家里，当时罗家是在上海巨泼来斯路七号，专讨论钱币，并备茶点，又每月第一星期三晚上聚餐；寿泉会是由丁福保、罗伯昭、张絅伯、郑家相、王荫嘉、戴葆庭、张季量、陶庭耀、陈亮声、蔡季襄等十人组成，依时间排定，而先生为第一位寿星，是日同好公宴于罗君宅，并各位出拓三品珍泉，每品十份，分别粘订十册，名为《寿泉集拓》，各人一册，留作纪念，当时罗伯昭拓大阴大布、嘉定元宝利州，伍寿千万岁三泉，取荫嘉千万岁义也，张季量拓有王氏济荫圜钱、嘉定元宝背大吉等三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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泉币杂志双月刊是在1940年7月出版，编辑者为郑家相，校正者为王荫嘉，发行者为丁福保，会计庶物为戴葆庭，先生任泉币杂志校正责任重大，勤劳尤著，每稿校正四、五遍，为了工人排字错误，又亲自到印刷所纠正，这种吃力不讨好的工作，弄得身疲力尽，后来因血压高身体不适，在1942年4月30日率眷返苏州静养，然先生仍不忘关心泉币杂志，用邮寄继续负责校正出版事宜，并同时介绍苏州社员参加，并潜心著述，当时军事倥偬，纸张印刷困难，物价腾涨，经费不足，到了最后一期胜利号，印刷费高达中央储备券六十万元，其中罗伯昭负责四十万，戴葆庭负责二十万，这样胜利号始得出版。先生返苏以后，虽然古泉古书未有新获，但与吴郡一带爱好钱币者有不定期之聚会讨论钱币，虽对古钱未有所获，但对近代银币也颇有所得。
　　有关泉币之学，先生著述良多，先生不仅注重那些珍贵钱而且也对普通钱提倡研究，这才是真正求学之道，自二十年代至四十年代，先生先后撰写泉币文章有百篇以上，这包括杭州之《新光》邮票杂志，上海古泉学，在上海《泉币》双月刊就有八十五篇，在日本《货币》杂志中讨论古和同银，并草珎与宝辩一文，日本田中启文推先生为中国人在其志中讨论日本钱之嚆矢。先生的文章用“殷泉”、“苍虬”、“荫嘉”、“二十八宿研斋主人”等署名，同乡俞簪一先生，台北蔡养吾先生年青时也时时求教研讨古泉之学，簪一先生出版《连理钱谱》一书，请先生为序，该书共有三十拓图，是为庆贺其而立之年，先生又为罗伯昭先生之“沐园四十泉拓”序跋，王健舆先生曾为此撰文于1987年香港钱币年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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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43年9月先生写信给后素楼(张絅伯)的信，曾提到先生之病情，谓“近加臂痛剧烈，医谓寒湿痰之留恋，每草一文，作一书，动以绝笔自虞，多见其不支矣，然泉币之兴致不衰，一线生机未绝，病魔其如予何?看来先生的泉币之癖好战胜了病魔，先生不幸在1949年脑溢血溘然长逝，年仅五十七岁，钱币挚友闻此噩讯，无不由衷悲恸，时光荏苒，弹指已近四十年，为缅怀古钱先辈收藏家而特撰文，以飨读者。
　　最后以先生的同乡蒋伯埙先生自述作为结语:“里友王君荫嘉惠我实有足多者，君英年深思，好泉匪懈，淹博远过于余，令人钦迟不置，每乞假归省，恒将彼叠叠者，历正于君，促膝纵谈，钩奇索隐，废寝戒日者屡矣，而乐此不疲，且岂癖好使然，抑探幽入胜，醴味无穷，可以知己道而未足为他人诉其衷趣者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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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大师手眼　前辈风范--著名钱币收藏家罗伯昭先生

       罗伯昭先生(1899—1976)，曾名罗文炯，号沐园，四川重庆人。先生幼敏于学，早年就读于上海著名的教会学校圣约翰大学，毕业后主要经营桐油生意，事业有成。抗战爆发后，罗先生因不愿与日本人合作、发国难财，遂毅然放弃经商，潜心于钱币收藏与研究，其志节之凛然，品格之高洁，至今想来，仍令人感佩不已。1940年罗先生与丁福保、郑家相、王荫嘉、张絅伯等人一起创建中国早期钱币学术团体“中国泉币学社”，创办《泉币》杂志，并将自己的家(上海安福路七号)作为中国泉币学社的活动场所，而且大力资助《泉币》杂志出版，又在每期撰稿，创见性地抒发自己对钱币收藏与研究的心得，独树一帜，对钱币副业的发展和学术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
　　作为中国现代古钱币著名收藏家，罗先生所收藏的钱币不仅遍及中国古今，其收藏的质量之高也是屈指可数的。丁福保先生曾评价云:“伯昭在同好中年较幼，好泉较晚而癖嗜之，深搜罗之勤，余叹不如。其所藏虽不逮叔驯仁涛，然箧中不乏新颖可喜之品，两宋銕范尤为可观。”杭州泉人张晏孙则曰:“罗君伯昭深于泉学且富收藏，久为同好所推崇，比来搜集益勤，所得尤多珎美，在昔移雄巴蜀，个且争长中原，为南张北方之劲敌矣。”(《沐园四十泉拓》题辞)这些评价确非溢美之词。《沐园四十泉拓》一书，是罗先生于1941年为庆贺自己四十岁生日遴选自藏四十珍品集拓而成的。该书收录的钱币有:’西周”圜钱、景和、六铢、乾元重宝背十、天成元宝、鎏金天策府宝、乾封泉宝背天大铜钱、保大元宝背天、永平元宝、祥符元宝折三型铁母、天圣元宝折二铁母、熙宁通宝折三铁母、元丰重宝、绍圣通宝背施铁母、绍圣通宝大字、元符重宝、政和重宝铁母、靖康通宝篆书大字折二、靖康通宝铁母、建炎通宝铁母、乾道元宝铁母、淳熙元宝背利折二铁母、贞祐通宝、大朝通宝银钱、至元通宝背玉篆书、咸丰重宝宝河当五十木雕母等。这些钱币均为一时之上选，而先生的眼力，亦由此可见一斑。所以，在当时，罗先生与罗两位钱币界泰斗方药雨、张叔驯一起共享“北方南张巴蜀罗”之盛誉，当非幸致。除此之外，我们还可以《泉币》及五十年代罗先生捐赠给中国历史博物馆的钱币留拓中，进一步领略到罗伯昭先生之收藏水平:“音刀”直刀、“垣�取辈肌ⅰ拔难阆纭比�孔布、“市坪”圜钱、壮泉四十、大蜀通宝、天策府宝铜钱、应感通宝、应运元宝、祥符元宝折三型铁母、元丰重宝、天禧通宝折二铁母、绍兴通福背四大钱、中统元宝、大元通宝小平、巴思八文大元通宝母钱、弘治通宝大钱、天启通宝篆书折二、洪熙通宝及清代雕母等等。这些钱币举世罕见，多属大珍品、大名誉品，对研究中国钱币铸造与流通所具有的重大历史价值，不言而喻，充分反映出罗伯昭先生超凡的鉴赏力与胆识。更难能可贵的是，罗伯昭先生将自己几十年的心血，义无反顾，化私为公，慷慨捐赠给国家，为后人留下了一份丰厚的文化遗产，表现出一位知识分子崇高的思想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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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伯昭先生不仅是一位收藏大师，而且对钱币富有研究，所撰所述，无不散发出真知灼见，可谓是泉币界少的“研究型”藏家之一。仅在1940—1945年出版的《泉币》杂志三十二期中，罗伯昭先生先后撰写或提供藏品的文章就有一百零一篇，平均每期有三、四篇之多，著述之丰，令人叹为观止。先生治学严谨，文章讲究实在，一点一滴，有感而发，言简意赅，虽廖廖数百言，而立意深远，足启后人之思者每每可见。罗伯昭先生的文章大致可分为两类，一为考述，一是鉴赏。在考述文章中，罗先生广征博引，阐释发微，《临安府二百文省释疑》、《建武五铢范年月日考》、《太平百钱非吴制说、《珎与宝》、《再说珎与宝》、《南汉钱史》、《西川嘉定铁钱之分析》等都是掷地有声之作。在《临安腐二百文省释疑》、《再说临安府贰百文省》、《�刈钟嘁簟啡�文中，罗先生经过大量的考证，认为产生于南宋末年的临安府钱牌，其钱文的“�亍弊钟κ投廖�“贰”而非“一”，所谓“考古文弌可作一，弍可作二，若从贝则遍觅字书无此�刈忠病Ｗ旨炔患�经传，而强释之为一，于义终未安也。且钱牌之用，期以流通市里，出入贩夫俗子之手。果如翁氏所云，�卮訌o作一百，其字贤士大夫犹不识之，而盼贩夫俗子能知之可乎，其不起市井之纷争也几希。故余曰�丶捶。�从俗书也。”这一观点被近半个世纪后所发现的实物证实，足见先生眼光之敏锐、立论之高明。而在《建武五铢范年月日考》一文中，罗先生则力排众议，从古文字“十”和“七”入手，假以汉代年历，提出了建武五铢钱范的铭文纪年应为“建武十七年”，而不是“建武二十年”的观点，为学术界所普遍接受，奉为圭臬。《南汉钱史》一文，是第一篇系统研究有关五代十国时期南汉铸钱发展的文章。在文章中，罗先生开创性地将南汉铸钱分为三个时期:刘隐铅钱时期，铜钱时期和铅钱时期，这对后人了解和进一步研究南汉货币史具有指导意义。在鉴赏文章中，罗先生将考证与欣赏有机地结合起来，不仅考证钱币铸造和版别，而且对钱币真伪、来龙去脉，一一辨析，探赜索隐。如《泉币》第二期《绍圣通宝背施》云:“此品白铜厚重，当系铁监母泉，旋读通宝已属创见，而背下施尤奇也。考施乃施州，今湖北恩施县是也，北宋时属剑南道。哲宗本纪，绍圣二年五月置施州广积监铸钱，于史有证，尤属可贵。按今施背铁钱未见。”又如《泉币》第六期《统和元宝》:“辽钱统和变化最多，所见有大字小字之分，或背上月，或上月下星，或背无文。此品盛大字，元字不挑，宝足带隶，背上月文，白铜绿锈，色泽可爱。曩成都龚熙台藏一品，小字，元宝全仿开元，背无文，绝少，寻归齐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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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泉币》第七期《建国通宝钱考》一文，可视为罗先生在学术研究方面的代表之作。在该文中，罗先生究其真伪，挈其要害，详加考证，大胆推测，淋漓酣畅。首先，辨别建国通宝钱之真伪。建国通福钱以前没有见过，钱谱上也没有著录过，历史上也没有“建国”这一年号，这对于鉴别建国通宝钱的真伪来说具有相当大的难度。但如果一旦确定这枚钱币是真品，那将是一个大的发现，可补历史记载之阙，这又具有很大的挑战性。为了弄清该枚钱币的真伪，罗先生不辞辛劳，毅然北上，将钱取回上海，以其睿智，审视再三，断定果非赝作。“铜色金黄，膛底松花绿锈，面对黑斑，锖色坚美，权之得三公分六厘。版式狭穿大字，宝含圆贝，四字平整，一气呵成。遍查建炎各种图式，建通宝三字，决无此书体，焉能以炎改国。此钱轮郭风气，酷消政和宣和，亦逼近美制大字圣宋，其为北宋官铸钱无疑。试比南宋之制，固大相径庭也。”其次，考建国通宝钱铸造之可能。北宋时没有“建国”这一年号，但有“建中靖国”年号，确定钱币上的“建国”两字是否是取“建中靖国”年号中首尾“建国”两字，意义重大。罗先生以北宋时所铸的太平通宝钱和祥符元宝、祥符通宝为例，指出“徽宗巧技成性，或以靖国二字，不足以概括建中靖国四字之义，爰取首尾二字，一度铸钱，理或然欤。”接着，推定建国通宝钱铸造之时间。罗先生以元祐背陕钱和圣宋、宣和、政和钱相比较，指出建国通宝钱铸于陕西炉铜铁兼铸之时，“徽宗既铸圣宋，何遑铸建国乎。”并认为，“建国一度之铸，当在建中靖国元年之初，而圣宋之制，当在建国鼓铸之后。意者，建国钱乃建中靖国改元试铸品，旋以其制不合，而改圣宋欤。”最后，设想建国通宝钱应成对钱。“余按北宋钱自天圣以降，率真篆成对，今篆书建国已发现，真书建国容或有之。”整篇文章条分缕析，层层推进，极有见地。事实证明，建国通宝真书也确有其品，遗憾的是，现仅见一纸拓片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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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沐园四十泉拓》是先生唯一一本发行的专集。在书中，罗先生对所收录的钱币，或辍以绝句，或加以考证，文字清丽简约，展现出罗先生深厚的文学功底和历史卓见。如对保大元宝背天钱，罗先生在书中发表了自己独特的见解，至今备为一说:“《十国春秋·楚世家》；乾祐三年十一月，希萼帅师陷长沙，杀希广，自称楚王。明年春，奉唐朔，称保大。九年二月甲辰，遣使入贡于唐。三月，唐以王为天策上将军、武安武平静江宁远等军节度使兼中书令，封楚王。十月辛卯，唐将边镐引兵入醴陵，希萼奔衡山，希崇降。十月，迁马氏诸族千余人于唐。余按保大钱乃希萼奉唐朔后所铸，文字制作与小样銕乾封不异，背天尤为明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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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彭信威及其《中国货币史》     
  
         彭信威先生病故于一九六七年，到今年三月，是十九年祭。对于一位默默耕耘而有成就的学者，人们是不会忘记的，其名著《中国货币史》至今仍受到重视，也就说明了这个问题。
　　信威先生生于一九○八年，江西安福人。早年在天津南开中学读书，后于一九二八年官费至日本，就读师范学校，学英国文学。及至“九一八”事变后辍学归国，在上海神州国光社从事编辑工作。一九三五年赴英国游学，曾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听过课，又旁听牛津大学英国文学史，其间曾在一间夜校攻读法文。彭氏自少时喜文学艺术，为研究欧洲文学而学多种语种，原未想到来英国后，却转而致力于货币史，并且日后终生专攻此学。其在伦敦两年间，生计甚为困难，曾为出版商翻译过中国民间故事和给人抄书以糊口，为的是在大英国图书馆抄阅货币史资料。一九三七年回到香港后，出任香港中国银行襄理，此为写货币史进入银行界者。一九四一年到重庆，在复旦大学任教，出版过《银行学》一书。解放后，继续在复旦经济系任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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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括来说，他的前半生的大部分时间，为写货币史作准备，后半生则是专心撰述。六十一万字的《中国货币史》，是从一九四三年着手，历时几十载，其间数次易稿，至一九五四年方始初版面世。此后三年中，作者对全书做过一次大幅度修改，压缩十一万字，一九五八年出版第二版本。至一九六二年，又完成生前最后一次的七十七万字的增订稿工作，即一九六五年三版《中国货币史》的底本。从初版问世，到完成最后一次的修订稿，八年间三易稿，其治学勤奋与一丝不苟精神以至如此。此书几经修订，全书结构并无变动，三种版本均为八章二十四节，只是对某些章节子目做了一些调整，基本观点一脉相承，显示出彭氏的学术思想和方法论的前后一致性。他将历代货币制度、货币购买力、物价、货币理论、货币史、钱币学、信用机关等类内容，组合为一个有机整体，这是对中国货币史总体设计上的创制。全书不仅以体例谨严和征引文献资料丰富见胜，而且重视钱币实物和考古资料，对国外货币史事也时作比较引述，故此书特点是说理辩义性强。试举三事为例:
　　(一)过去的货币专史，重视实物图录的甚少，而钱币学家的著录，又往往不问货币史研究的成果，存在两相脱离现象。唯彭著《中国货币史》初版，收货币图版九十一幅之多，及至第三版增到一百二十二幅图版，均按货币原大影印。在同一类著作中，鲜有大量采用图版的，自彭先生开图文并重风气之先，在货币史研究领域中堪称是一次有意义的突破，也是他强调文献与实物相结合的研究方法的一个范例。
　　(二)此书类例统一明确，各章节内容充实而相互关联，浑然一体，但如分析开来，则各自独立成篇。设使依类相从选辑编次，便可成为简编专史。河南省钱币学会尝从第三版《中国货币史》中，辑出历代钱币学专文六篇，编印为中国钱币学简史性质的专集，颇受读者欢迎。举此可知，即就推广钱币学知识而论，其贡献也是很大的。
　　(三)史称金章宗铸过承安宝货银币，往昔没有实物流传下来，《古泉汇》也说未见过，而在旧谱中则有大如折三承安宝货圆钱样，前人多已论为赝鼎，可能是乾嘉间旧作。别有小形圆钱，也是后铸，当是依史文杜造出来的。鉴于旧谱伪品杂出，难免有歧说(近时专著中，仍有举证承安宝货铜钱者)。然则，信威先生早在黑龙江省发现承安宝货银铤实物之前二十年，已作出如下精审论断:
　　章宗承安二年(公元一一九七年，南宋宁宗庆元二年)铸造承安宝货银锭，自一两到十两，分为五等，每两折钱二贯。……不过承安宝货没有实物遗留下来，钱币学家和收藏家所见过的承安宝货，都是铜钱，而且是方孔钱。史书虽没有说明它的形制，实际上恐怕是铤形。所以铜钱系假造出来的。如果当时确有铜钱的铸造，那就同天兴宝会铜钱的性质差不多(见《中国货币史》，第三版五五○页)。
　　此据翁树培《古泉汇考》转引《敬斋泛说》中，有“金道陵承安中，以白金一两铸作小银锭，直二缗”一说而得出的结论。这一论点不仅与《金史》之说相合，且从一九八一年黑龙江省发现錾文“承安宝货壹两半”银铤得到验证，实物铭文并可补史书缺略。其研读史文之审慎，非同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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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之，彭先生的《中国货币史》优点甚多，三十多年来享有盛誉，但也不是说毫无缺点，如有些引述是采用转引资料，没有见到原书，难免未尽详实。而作为一部近八十万字的巨著，出现某些忽疏处是可以理解，如天假以年，他会修改得日臻完善的。
　　我和彭先生是一九六三年在上海认识的。从最初接触中，感到他是一位思路敏捷而严肃的人，但兴致所致，也颇为健谈。有一次，从他买到一件袁寒云山水扇面，谈到绘画艺术，因知喜藏名家书画，对广东名画也饶有兴趣。后见托在广州代买一部汪兆镛《岭南画征略》，附印的手书，是他收到书的回信。论年龄和学识，彭先生是前辈，我和他接触少，了解不多，不合适写这类小文。转念一想，既有一段文字缘，虽不能全面介绍其学行，记录下某些旧事也是应该的。于是，略述所闻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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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钱币收藏家施嘉干与其珍藏钱币

1998年7月，著名钱币收藏家施嘉干先生的夫人董逸新女士及其子女向上海博物馆捐赠了施先生生前收藏的钱币4086枚(件)。这批钱币以中外机制银币为主，具有重大学术研究和收藏价值。
　　施嘉干先生是中国近现代钱币收藏大家(1896—1975)，一生主要从事建筑工程设计，业余最大的爱好便是收藏和研究中外钱币。他1921年考取公费，赴美国麻省理工大学(MIT)留学，在攻读结构专科硕士学位期间，施先生开始对钱币发生了兴趣，并参加了美国钱币协会。
　　几十年来，施先生自己的生活相当俭朴，却把通过建筑工程设计和实业活动获得的相当大的财力都花在了钱币集藏与研究之上。据他的家人回忆，施先生甚至连出国时的一点费用也尽量节省下来，用于购买钱币。所以，正是凭借着这样一种锲而不舍的精神，施先生收藏了中外钱币中的许多珍品、孤品，为世人所瞩目。1946年施先生在赴美国考察工业时，不但在旧金山和华盛顿两地钱币集会上发表有关中国近代货币的演讲，而且以自己个人的收藏品举办展览，赢得了广泛的盛誉。当他发现中国伪制币充斥于美国市场时，“最可惊异与最感遗憾”，便“蓄意写一西文之中国币考，思有以别真伪正视听”。1949年6月，抱着“多少为国家留一点历史上的逻辑”的信念，施嘉干先生撰著《中国近代铸币汇考》一书，对中国近现代机制钱币作了全面而系统的论述。在将近半个世纪的岁月里，《中国近代铸币汇考》一书始终成为收藏和研究中国近现代机制钱币必备的重要著作，影响极其深远。
      《中国近代铸币汇考》全书分为五编，内容涉及中国近代各个时期的金、银、镍、铝货币以及邻国铸币。在考察和研究中国近代钱币上，施嘉干先生从大处着眼，细处入手，从钱币铸行情况、版别区分、珍稀程度等各方面阐发自己的思想，用心独到，使这本书同时成为一部具有重要文献价值的钱币学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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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嘉干先生对自己花了很多心血才收集到的钱币，早在六十年代就曾向当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的郭沫若先生提出过自己的设想。即使在备受凌辱的文革期间，施嘉干先生也时刻想着祖国。1972年，在给时任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郭沫若先生的一封信中明确提出，自己收藏的中外钱币不仅具有经济价值，而且具有历史价值，应归国家博物馆收藏，“上海博物馆也存有一部分近代币，将来如有可能合并整理则更好”，充分表达了施嘉干先生宽阔的胸襟和对祖国的赤诚之心。
　　董逸新女士及其子女捐赠的这批钱币大多著录于施嘉干先生所著的《中国近代铸币汇考》一书中，故流传有序，素负盛名。他们的慷慨捐赠，极大地丰富了上海博物馆的收藏，并填补了许多空白，并使今天更多的钱币研究人员及爱好者有了目睹这批钱币珍品的机会。
　　施嘉干先生旧藏钱币中有许多是钱币界公认的“名誉品”，在中国近现代机制货币中占有重要地位，如1867年上海一两银币、中外通宝一两银币、“吉”字圆孔银币、光绪十四年(1888)贵州黔宝大、小两型银饼、宣统三年大清银币短须龙、湖北“本省”七分二厘和七钱二分银币、福建光绪七钱二分银币、陕西光绪三钱六分银币、新疆光绪银圆三体文五钱银币、新疆足银一钱方孔银币、山东制造局足纹五钱银饼、黑龙江光绪三钱六分铜样币、四川宣统一钱四分四厘银币、民国十八年孙中山像地球版一元银币、民国十八年孙中山侧面像背开国纪念版银币、无纪年孙中山正面像镀银样币、民国十年广西一毫和二毫样币、华兴银行五分和廿分镍币、1865年香港一元银币铜样等。兹择其精品数枚介绍如下：

朱雀

上海一两银币，系1867年由上海工部局委托香港造币厂所铸。正面主图是龙纹、四周环书“上海一两”汉字，背面主要为英国皇冠和国徽、四周环绕英文“上海一两”、铸地“香港”、银币成色与铸造年份。这种银币的正面分有芒纹和无芒纹两种，并有光边和齿边的区别，存世以枚为计。施嘉干先生旧藏钱币中有一枚有芒纹的上海一两银币、齿边，铸作相当精制(图1)。
　　中外通宝一两银币，正面内圈横书右左读“关平”、直书“银一两”，外圈有直读“中外通宝”四字；背面内圈为太极八卦阴阳图，外圈是首尾相接的两条龙纹(图2)。有关中外通宝银币的铸造情况，钱币学界目前存在着三种说法：一种说法认为，中外通宝银币系咸丰四年(1854)上海江海关成立，当局委托外国先进造币厂铸造；另一种说法认为，中外通宝银币是英国造币厂代上海所铸之专作纳税用之银元，咸丰八年(1858)就有发现；还有一种说法则认为，中外通宝银币是朝鲜高丽高宗21年(1884)典圆局所铸，但不知所据。与中外通宝一两银币同时铸造的有五钱、二钱、一钱和五分银币，可知当时是成套铸造的。该币铸工精美，存世非常稀罕。
　　新疆的方孔“足银一钱”银币(图3)，在钱币界素闻其名。该币正面是汉文、直读“足银一钱”，背面则是回文，读法不尽相同，一种读法认为上面是“喀什噶尔”，下面是“乌什”；另一种将上面的文字读作“好银子”，下面的文字读作“实足一钱”；还有一种读法认为上面应是“一钱”、下面是“银子”。实际上，面文与背文的意思应该是相同一致的。有关方孔“足银一钱”银币的铸造，目前钱币界也有不同看法，比如一种观点认为此币系光绪三十三年(1907)新疆迪化水磨沟机器局所铸，另一种观点则认为此币系光绪六年(1880)左宗棠因新疆天罡银币流弊过多，命兰州机器局制造新式钢模，打制而成。一般的看法是，这种银币是光绪六年左宗棠饬兰州机器局制造钢模后，交帮办新疆军务、广东提督张曜在库车铸造的。由于这种方孔银币在当时的产量本身就不多，流通不广，铸造的时间也仅有近一年，所以，流传至今，愈显珍贵。
　　光绪元宝“吉”字圆孔银币，仿清代制钱样式铸造，正面直读“光绪元宝”，背面圆孔上下分别为“厂平”、“五钱”四字，左右则是满汉文“吉”字，边饰云纹(图4)，与铸于光绪十年的吉林厂平银币形制明显不同，铸造年代似较之在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