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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中国的泉学大师

        陕西省自清代至民国,自己始终没有铸造过银币,但传世有出自英国伯明翰喜敦(或译为“希顿”)造币厂的一套陕西省造光绪五等币值的银币。一般认为,这是光绪二十四年(1898)陕西省向清政府奏请设立银元局机制银币时委托喜敦造币厂所造的试样币。可以说,以前不曾有人完整地收藏有一套陕西银币,近年才见台湾鸿禧美术馆所编的《中国近代金银币选集》一书中有完整照片著录。上海博物馆以前曾受赠著名收藏家李伟先先生的藏币,其中有一枚陕西光绪七钱二分银币。这次在董逸新女士及其子女捐赠的施嘉干先生旧藏钱币中,发现有一枚三钱六分的陕西光绪银币(图5),可说是补了上海博物馆收藏之缺。陕西光绪银币存世赝品众多,据说解放前做假名家平玉麟等曾先后仿铸三版,其中第三版达到了几近乱真的地步,唯一的缺陷在于正面中间的满文生硬、呆板。
  安徽省光绪二十三年(1897)在安庆开设造币厂,光绪二十五年(1899)时,为了改建新厂,原有厂房被拆除,一直到光绪二十八年(1902)才奏准成立新的安徽省造币厂。在这期间,安庆造币厂实际上处于停铸的阶段。一般认为,在光绪二十三年至二十五年安庆造币厂铸造的是银币,在此之后成立的新造币厂只铸铜元。存世有安徽光绪二十三年七钱二分和一钱四分四厘两种银币,正面汉文纪年没有光绪年号,却有“A.T.S.C”四个英文字母。对于这四个英文字母,不仅读序有不同,意义的解释也有分别。在读序上,有读作“T.A.S.C.”的,释为“TATSING ANHUI SILVER COIN”(大清安徽银币)的缩写,如果照这种读法,将四个英文字母读为“T.A.S.C.”(安徽大清银币)更符合排列顺序。还有一种意见认为,这四个英文字母“当系记名之西文缩写”或“洋人熔铸化学师之英文名称缩写”,如果按这种意见,那么这种二十三年安徽光绪银币当与外国有关。不管怎么说,在中国的银币上出现正面纪年没有年号和英文字母的现象,确实让人感到好奇。一说这种币是光绪二十三年初,安徽巡抚邓华熙获准向德国商人订购造币机器时,德国商人代铸之试样币;一说这种币是当时由德国商人随机器附制的试机钢模所铸造,除七钱二分、一钱四分四厘钢模外,安徽省自己加制有三钱六分钢模。二十三年安徽光绪七钱二分和一钱四分四厘银币传世都极稀见,施嘉干先生旧藏钱币中就有一枚这样的一钱四分四厘银币(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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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先后召开了全国经济会议和财政会议,通过了《废两用元案》等议案,决定铸造新的银币,统一全国货币。当时,不但中国的天津造币厂,而且意大利、英国、日本、美国和奥地利五国的造币厂,都铸造了一批银样币,供国民政府选用。由于以后美国顾问甘末尔受邀来华,提出的金本位币制为国民政府所接受,这些银样币都没有被采用正式铸造,所以,存世极其罕见。其中,以民国十八年孙中山像嘉禾二角(图7)和一元银币(图8)、民国十八年孙中山像地球版一元银币(图9),尤其是民国十八年孙中山侧面像背开国纪念版一元银币(图10),更为珍稀。此外,在施嘉干先生旧藏钱币中,还有一枚无纪年的孙中山正面像背采用开国纪念版的镀银样币(图11),绝少。
  一般都知道,香港造币厂建立于1866年5月,并从此开始铸行当地流通的银币。然而,在施嘉干先生旧藏钱币中有一枚红铜质地的香港一元银币样币,上面记载的铸造年份是1865年,仅见。这是一枚相当珍贵的研究香港货币铸行的实物史料(图12),表明香港造币厂可能在1866年5月正式开铸银币之前曾试样铸造,也可能它是英国造币厂为香港代铸之样币。
  除了中国机制银币外,施嘉干先生旧藏钱币中还有许多罕见的近代外国钱币,如1684年罗马教皇六边形银币、17世纪的德国大银币和奥地利方形银币、1813年瑞士银币、荷兰马剑银币,日本明治时期的金币、明治八年至十年贸易银银币、富士山一分、五分和一两铜币以及“保”字铜锭等。
  2000年2月19日,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在北京举行了简朴而隆重的接受捐赠褒奖仪式。2000年7月15日—8月15日,上海博物馆从施先生生前收藏的钱币中择其精要,举办特别展,并出版发行了《施嘉干先生旧藏中外钱币》一书,弘扬董逸新女士及其子女热爱祖国、精心保护文物、关心和支持文博事业发展的崇高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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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蒋寿銈的东北泉缘


       蒋寿銈字伯埙,江苏省吴县人,他多年在邮政部门供职,对邮票艺术及其收藏造诣颇深,曾为《新光》集邮杂志的编委之一。同时,蒋先生又是中国近代著名的钱币收藏家。故而,在他的倡导、努力下,《新光》杂志辟有副刊,专供钱币学者发表文论。蒋先生与泉界巨擘丁福保、张叔驯、陈仁涛、戴葆庭等互有往还,交流有无,成立泉社、创办泉刊,奖掖后人,促进了钱币研究。但人们一般多不知晓蒋先生与大连泉界与东北泉界及朝鲜、日本的同行也颇有缘份,曾十分积极参与这些地区各个泉会的相关活动。
  二十年代,大连的中日古泉爱好者成立了大连泉友会,定期聚会,观摩藏品,交流体会,互通有无。泉友会还创办会刊,选登会员收藏的精品,以及有关钱币的研究文章。泉友会组织得力,活动丰富,影响愈来愈大,同省内、东北及国内外各方面的联系日益广泛。泉会将会员分为正式会员、赞助会员,在东北居住者为正式会员,在东北以外地区者可为赞助会员。蒋先生不失时机地申请入会,1933年加入大连泉友会,成为赞助会员。他积极参与泉会的活动,几乎每期会刊都可见他的珍拓。只是受会刊篇幅所限,每期蒋先生只送一纸泉拓,到1936年,他在该泉友会共发珍泉拓片近20件。有流通币,有压胜钱,有中国币,有安南币,日本币,还有中欧国家匈牙利币。所发之蒋钱均有其特点。其中“平靖胜宝”背“御林军”、阴文的满汉文“天下太平”钱、当十“崇祯通宝”、匈牙利1674年银币、安徽铜币等更是极罕见的珍品。
  1934年底,朝鲜的泉币爱好者们经过努力,成立了“朝鲜古泉会”,刊行《海东》。蒋先生同崔活泉,浦田凡泉等大连泉友会的骨干们一样,踊跃地给《海东》投稿赠拓。到1936年9月,《海东》发行9期,每一期都有寿銈之泉。
  在加入大连和朝鲜的泉会的同时,伯埙先生还与日本泉界建立了联系。1930年前后,他加入了日本的“东洋货币协会”。此会是日本很早建立起来的泉币组织,其前身为“东京古泉协会”,成立于1899年,当时是日本最大的钱币爱好者组织,会员不仅遍布日本诸岛,并吸收大量中国、朝鲜等国同好。蒋先生不仅自己积极参加活动,1935年,还介绍张贻孙参加“东洋货币协会”。
      今天,我们翻看这几份会刊,不仅能看到蒋先生的珍泉,还可知晓他的几种藏泉印,还有他出售、收购古泉的活动,以及他从1930年到1943年间迁徙的情况等。
  三四十年代,社会动荡,蒋先生生活也很不安定。1930年,他供职于四川重庆邮局,1932年转到江苏苏州,1937年迁到浙江,1938年又一度在上海,1941年在浙江的丽水县邮局,1943年又调往浙江省龙泉邮局……
  1936年以后,蒋先生忙碌于同国内泉家一起筹建泉学社,创办《泉布》,又由于战争等原因,他逐渐减少了与大连等地泉会的联系。
  蒋寿銈先生克服重重困难,积极参加上述各泉会的活动,广交了朋友,扩大了影响,为中国货泉整理研究做出了贡献,我们特草此以志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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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郑振铎主持收购陈仁涛藏泉之经过

郑振铎(18981958)笔名西谛,福建长乐人,生于浙江温州。是我国现代著名作家、学者、考古学家。建国后曾任文化部副部长、文物局局长、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①。三十至五十年代,郑氏为抢救和保存我国民族文化、国宝文物及珍贵的古代版本书画等作出巨大贡献。其中一次在五十年代初,主持收购流至香港的陈仁涛藏泉,经过一翻努力,最后成功地将这批珍贵古货币收购回国,受到钱币界人士的称颂。四十年前即195810月,郑氏在出国访问途中不幸殉难,无疑是我国文物界及文学艺术界的一重大损失。
  金匮室主陈仁涛(长庚)为上海富商,浙江镇海人。生于本世纪初,自言比张叔驯小两岁,五十年代末期病逝于香港。生平喜好收藏,精于金石文字。三十年代初得清钱名家张絅伯的指导而爱上古泉,于是广事搜罗,收藏渐富,多位泉家旧藏尽入其室。陈氏与伯情谊甚深(一说他是张絅伯的干儿子)1934年春,由张氏作缘,仁涛出价十余万元购得方若旧雨楼全部藏泉。张絅伯曾有一段文字记述:“陈子才智过人,雄心勃勃。即得方藏,意犹未足。近年所收钞版,钱范以及金银铜币,增益奚啻倍蓰,足为原藏生色。学识鉴别与时具进,异日成就,未可限量”②。张、方、罗、陈四家之藏,陈氏已占其二。由于得张絅伯、戴葆庭、马定祥等人提供钱币藏品,至四十年代后期,陈仁涛已收集到迄今我国最完备的一份古货币,其中不少是硕果仅存的稀世珍品。例如北魏天兴七年金质方孔钱,宋“行在会子库壹贯文省”铜钞版等。陈氏在《金匮论古初集》中曾自述:“余嗜古成癖,从事弥勤,孜孜矻矻二十余年,无论金石、瓷玉、泉币、书画,凡见闻所及确信为至精至稀之品,而可以货财相市者,辄不惜重价,多方访求,务期致之而后快。日积月累,所聚益伙”。“盖余之收藏货币最富,自周逮明清以至现代凡金属之铸,钞券之行,莫不粲然大备③。五十年代初,香港学者徐镕先生观看过陈氏藏泉后评说:“金匮室所藏历代货币,多逾万种,孤品尤伙,皆故宫之所未备”。上海解放前夕,陈氏离沪赴港,金匮室珍藏亦编号集箱运出境外。五十年代初期,陈氏有意出售其珍藏钱币,再次通过张絅伯作缘,提出以半捐半卖形式,将整批钱币售予国家文物局,并索价港币七十万元。
  此时国家文物局局长郑振铎正筹备组织一个收购文物小组,积极回收流至香港的珍稀版本及古代名画。当郑氏获得陈仁涛有意出让藏泉的讯息后,立即写信给在香港做具体收购工作的徐文垌先生(徐文垌字伯郊,浙江吴兴人,系文物版本鉴定专家、故宫博物院古物馆馆长徐森玉哲嗣,由于家学渊源,对古籍版本研究颇有心得,伯郊曾任上海市银行经理,广东省银行香港分行经理。五十年代〔19511955〕在香港为国家秘密收回流出的国宝文物做了大量工作,成绩卓著。周恩来总理在百忙中曾接见徐伯郊,勉励他继续做好工作)19514月郑振铎给伯郊的信中写道:“收购事,拟成立小组,由兄负责接洽、鉴定并议价事,由中国银行沈经理及温康兰二位负责付款等事,由你们三人成立一个小组,如此可省责任过重也”④。在另一次通讯中郑振铎谈到:“如何在港组织一个小组,来主持收购,如何把已购之物带穗等,这些问题,正在与有关方面商谈中。我们的收购重点,还是古画(明以前)与善本书,因其易于流散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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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同一信中郑振铎提出:“现在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陈仁涛的一批古货币。这一批东西是重要的,但其中颇有波折。这一批古钱的所有权,是陈仁涛与张絅伯共有的(张占十分之一)。曾把陈的目录和张研究一下,张深知其收购的经过(大半是他代经手的),且也曾代为进行出售过。有几个问题必须先行解决,才能决定收购与否?()陈托张代为出售时,只索价港币七十万元(有函为证),如今我们出了九十万元,可见陈之狡猾异常。你赴港时,只好推翻前议,以他从前所索之价为准。如不肯卖,只好暂搁一下。否则我们凭空多出了二十万,实在交代不过去,我们必须对人民负责。()目录中物,重要者均在,但能不能担保()不以伪换真呢?如被换了重要的几件,则全部的东西便顿然减色了。故必须查对目录,更必须审定是否原物,如何审定法子呢?最好是在穗,即先将古钱运穗,验明无误后,才能付款。万不得已,只好在澳门,或先将款提存某银行,双方(我陈)签字为凭。俟验明后,才由双方签字提款。这个办法,他是否同意呢。()如果陈对以上二点均同意了,如何把这批古钱,安全的运到穗呢?(必须不让它出半点差池)以上三点,请先行研究后,即函告我为荷”。郑氏特别强调:“古货币如能在七十万上下收下最好,最多不能超过八十万,因陈君向张絅伯说过,是半捐半卖也”。
  关于购买古钱的费用,郑氏在另一信中亦提到:“陈仁涛古钱币事,因今年(1951)第二季度经费已罄,拟专案办理,另请专款,想可以办得到的。张絅伯已有书面的详细说明送来,拟于第三季度办理,但价值方面,最好能够减少”。19518月及12月,郑氏给伯郊先生的信中再次谈到收购古钱专款一事。“在本年度因预算不多,需在明春才可付出”,“陈仁涛的古币事,正在向中央请款中,一俟决定,即可汇交(广州)()市长,大约明年春初,当可有办法”,“你可照已定的办法做,……当请张絅伯先生亲自到穗一行,他的一成款子,如何扣除,等和他接洽后再告。此事迁延甚久,甚以为歉。此刻已成定局,只要款到,即可进行了”⑤。1952年春当专款批下,双方经过讨价还价,最后以八十万港币成交⑥。这批珍贵的古货币,包括历代发行的金、银、铜币以及纸钞和钞版等,共17000余件,又重返祖国并入藏北京中国历史博物馆。徐伯郊在香港还先后收购不少国宝级重要文物,包括故宫珍物王献之、王珣的二希法帖(即《中秋帖》、《伯远帖》),唐·韩滉《五牛图》,陈澄中的善本书,潘世兹捐赠国家的宋、元刊本百余种等等。这是另话,本文不复赘述。珍宝钱币文物得以保存,不至流散于海外,国人为之庆幸也。郑振铎、徐伯郊诸君孜孜不倦的努力,实在功不可没。
注释:
  ①李华兴主编:《近代中国百年史辞典》459页。
  ②丁福保主编:《古钱大辞典拾遗》张序。
  ③陈仁涛著:《金匮论古初集》自序。
  ④⑤刘哲民、陈政文编:《郑振铎生平书信集》380页、384页。
  ⑥陈福康著:《郑振铎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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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郑家相集泉小记

      ①郑家相先生,字葭湘,号玉泉真隐,别号梁范馆主,浙江鄞县人,光绪十五年十二月十八日(公元1890年1月8日)生。
  少年时,家相先生继承父志,喜集古书法帖,专攻碑版之学。民国初,家有善本万卷,珍拓千种,已为甬地藏书大家。对于古钱,只是附带收藏,虽有千枚,只是读钱文、识时代而已。
  民国五年,是家相先生收藏生活的转折点,追究其因,实是一场笑话引起。这一年,长家相五岁的鄞县同乡张絅伯收藏古钱已颇富,他邀友同宴,席中有家相先生作陪。杯觥交错时,张絅伯大谈收藏泉币之经验,时而说“皇祐”,时而道“成化”,讲得津津有味。家相先生正当年轻,不知天高地厚,打断絅伯高谈阔论,说这些钱有何难得,我家也有。絅伯闻之惊喜万分,席间恳切求之,望一睹为快。第二天,絅伯至家相家中品视珍泉,大失所望,所谓“皇祐”者,“嘉祐通宝”也;所谓“成化”者,“洪化通宝”也。这次笑话后,家相先生遂整理家藏泉币,走上了专集古泉的道路。
  家相先生集泉,犹如异军突起。其收古泉法,在初集时有四:
  一为贴纸招收。家相先生在鼓楼前闹市开一元泰纸号,他收买古泉即以此店面为据点,每天,按他招贴广告而投售古泉者纷至沓来,家相先生坐镇店内,目注手择,进行收购。
  二为请人搜罗。其时元泰纸店门前,有小贩陈信高,对古钱小有兴趣,家相劝其停小贩行业,为郑专门至各乡村收钱。陈信高用白布一方,绘泉图,注价目,肩荷此图,手敲小锣,一路行走,一路收购。乡人视图知价,纷纷投售,陈信高即拣择珍品而归。陈信高由本邑收至他邑,由本省收至他省,足迹遍及浙江、江苏、安徽、福建。家相先生古泉藏品初具规模,得他搜罗之力不少。
  三为驻他处坐收。郑家相、张絅伯、张季山人商议,因甬地古钱精品,已为搜罗一遍,来源不畅,应谋他处收买。遍视浙东,以绍兴多文人雅士、幕有食客,古钱必不会少。于是三人集资,推张季山驻绍招收。张季山于绍兴城中花巷,租一临街小屋,贴广告收买,家相也亲往督阵。每天清晨,即有人持古钱来,至黄昏方止。驻绍收钱二月,得钱二千余枚,有莽刀、莽布、莽泉、六朝之丰货四铢、唐代建中、大历、十国之广政、西夏之乾祐,以及其他珍稀品。驻绍收购,使宁波集泉之风,播往会稽。
  四为于小摊觅求。如郡庙前之叶大椿父子摊、王君义摊、甬东之方绍棠摊、绍兴行商陶老安都为郑家相提供珍品。家相先生之铅开元背闽字钱,小字折二篆书靖康通宝,南北宋铁母,嘉靖通宝折五钱等,都在此类小摊上觅得。
  一年余,家相先生古泉收藏已具一定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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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②民国六年起,家相先生先后入司法、财政、军事、商业、铁路各机关任职,足迹遍及浙、粤、直、鄂、晋、豫、苏、皖诸省,所到之处,不忘搜奇集异,积三十年,得泉万种。家相先生集泉,自有一套办法,今为之概括四条。
  一是精于鉴定。民国七年,家相陪周笃夫购钱,为之选一崇祯通宝背敕二钱,此钱厚大,铜色金黄,文字深峻,明显带有凿刻痕迹,周笃夫遂疑为伪,家相先生花二元自购之。其实此乃雕母钱,用精铜雕成,为绝稀之品。
  民国九年,方药雨得一半两式“三朱”,满身硬绿,费八十大洋。家相审之,乃半两钱伪刻,断处以生漆填之。药雨以小刀将填漆处一剔,果然一划断裂,刻痕暴露,药雨信服。
  民国十一年秋,家相返甬,偶游城西冷摊,见有行书元丰通宝阔缘厚肉钱一品,较折二钱微大,细审之下,自忖元丰折二无如此大样,遂以小银圆壹角购之,携归比之于铁钱,证实此钱乃一铁母。家相先生凭鉴定之力得珍品于普通品中,自然快乐无比。
  正是这种鉴定水平,使家相先生能在高手林立的钱币界出类拔萃,获得许多珍品来充实自己的收藏。
  二是勤于访摊,救许多名品于冷僻之中。民国六年秋,家相先生客居杭州,一日至堂子巷访古泉,摊间陈列,皆普通品,家相一一检视,终于挑出裕民通宝背一分二字颠倒钱一品,咸丰当百、当十背满汉文浙字钱二品。民国九年,家相在天津,天津东北城角,地摊林立,陈列古泉不少,家相每日必到,每次必选购数品,作为配缺,一日选半两钱,一品绿锈累累,文字不明,花二个铜元购下,归后缓剔硬锈,赫然一枚文帝四铢颠倒半两,此乃访摊得钱之乐趣也。民国十二年春,家相返甬扫墓,在乡村各小店中,搜索制钱,陆续兑换达万枚,携归家中细细选择,得崇祯通宝背季二、江二、局二个一,虽非大珍,也属稀品。竟从兑换制钱中得来,岂不快哉?!访摊而得名品,乃家相先生可以自夸之处,得珍也实在不少,如民国七年得王莽货泉范,民国九年得大样厚肉之乾祐元宝,银质大朝通宝,中样乾统元宝,重熙清宁等辽钱,民国十一年得行书乾祐元宝平钱,民国十三年得中泉三十、幼泉二十、壮布、第布、阜昌通宝重宝等等,此类例子举不胜举。正是这种勤于访故肆冷摊的习惯,使家相先生能在摊肆之间觅得珍品,既得到了自己喜爱之物,又使这些珍品重见天日,不至终年埋没,家相先生可谓泉中伯乐也。
  三是善于追踪,绝不放过偶然得到的泉币信息和可以觅求的机会。此事举一例即可明之。民国二十四年冬,家相先生在铁路局任职,居于南京,一日病休于寓邸,有客携数范来,乃面五铢,背四出之合土范,有段有片,或整或残,尽收之。询问而知当时通济门外因筑路填塘,为工人所刨出,家相遂再三嘱客复访现场,二日后又得十几范,皆大块而齐整,有列四泉者,有列八泉者,有款文者,又尽收之。家相一边嘱人代收,一边带病自上工地搜求,前后达到五个月之久,获范二千余方,整理得一百六十余种。此乃梁五铢土范也。家相收藏此种梁范名甲天下,人称土范富翁,名其居曰梁范馆,家相先生自此后遂以“梁范馆主”为别号。这种善于追踪的脾气,使家相先生能抓住苗头搜集珍品,并使许多同类品种系统化,为他的研究作了成功的铺垫。
  四是乐于助人,此乃泉币界之美德,亦可谓之“泉德”。民国六年,家相先生得太平通宝钱一品,径三寸,重三两,色泽古旧,文字雄伟,颇为爱惜。民国八年,方药雨见此,托张絅伯相求,家相即首肯,此乃家相先生首次古泉转让,自谓:太平钱一失,从此藏泉遂不太平。据家相先生自己记载,割爱让人者极多,今举五例证之:
  民国八年得天德通宝大钱,铜质厚重,色泽古旧,轮廓平整,制作尚精,面文隶分,遒劲有神,为一珍稀之品,民国十年赠方药雨。
  民国九年得戴文节公藏泉拓本,此拓本乃戴熙弟戴煦手拓,何其可贵!民国十一年,在上海知陈叔通专集泉拓,慨然赠之,补陈叔通独缺戴氏拓本之憾。
  民国九年得齐造邦六字刀背上字与化字传形各一,甚为珍稀,秋,方药雨病,家相赠之此二刀,药雨感激之至,相谢曰:“承惠二刀,得速疗吾疾,古泉之魔力,诚伟大哉。”
  民国九年,得一精美绝伦之徽宗御书崇宁通宝钱,铜色青白,赤仄乌白,肉间点点翠绿,甚为可爱。因方地山专爱徽宗钱,有徽宗功臣之称,遂赠之。
  民国九年,得一咸丰重宝背满文宝济当百钱,铜色青黄,面文隶体,“丰”字左右,各具星文,为孤品也。此时同乡张絅伯已专集清泉,即赠之补其缺。
  割爱而成全泉友,此是何等胸怀。家相先生的泉友遍海内,这与他精湛学识固然有关,但其成人之美的“泉德”也是一个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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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③家相先生集泉,并非停留在单纯猎奇访异的兴趣上,而是进一步研究探讨,著书立说,从而使他成为泉币名家。家相先生几十年辛勤笔耕,收获颇丰,有《中国古币考》、《上古货币推究》、《中国古代货币发展史》、《古布釿字之研究》、《明刀之研究》、《半两之研究》、《五铢之研究》、《古化文字汇编》、《梁五铢土范考》、《泉家小史》等论著。家相先生泉识渊博,文章过人,故四十年代能以其名望而担任《泉币》杂志主编,泉德泉识天下公认。《近代古泉学家与谱录》称他:“阐明古币之源流,创立系统之学说,并断定铜贝刀布之时代,以文字形制及出土地点而分别其何贝何刀何布属于何时何国何地,辨别精详,系统分明,为自来泉学一新耳目。”评价公允,无可指摘。
  家相先生对泉学刻苦钻研,故学术成绩硕果累累。其治学可嘉者有三:
  其一,实事求是,不护友人短,不受名家误。
  方药雨,与家相为忘年交,友情颇笃。药雨藏品,家相为之一一过目,见有伪品,从不隐之,均直言道破。药雨也能从谏如流。惟有数泉,虽屡次评伪,药雨仍收入《古化杂咏》和《言钱别录》。为免贻误众人,家相遂在《梁范馆谈屑》中公开指出:“宁字布、宝字布,制作恶劣,文字粗率,不合战国时物,虽铜色尚旧,也属后铸,药雨强入于秦,可谓惑也。一大样铜永安一千,文字柔弱,与铁钱不符。药雨已得永安一千小样,永安五百,永安一百,永安一十,独缺此大样一千,故收入强为凑数。”
  丁福保,海内泉界泰斗,与家相友好,然丁氏失误,家相也公开披露。民国十年,家相见一清泰元宝,钱形大如折三,面文对读,元字在右,铜质微黄,色泽甚旧,索价太巨而未能购。民国二十四年,钱为戴葆庭先生得之,丁福保先生定为后唐末帝钱,辑入《历代古钱图说》。家相作文批评:“清泰年号,仅见后唐末帝。改元亦仅二年,但五代钱无元字在右者,制作固不符,铜色也不类,可断其非是。钱文元字在右,始见南宋隆兴铁钱,至景定咸淳,元字皆居右……此铜质微黄,亦类元钱,无锡丁氏采入《历代古钱图说》,列为后唐末帝钱,明眼人其谁信之。”王荫嘉先生读后称之:“此钱非宋以前物,往常疑莫能明,郑君断为元钱,文字制作悉合,遂定论矣,佩服,佩服。”①
  李佐贤之《古泉汇》,出版于清同治三年,是清代重要钱币学专著之一,李氏本人及其著作均为后人推崇。民国九年,家相先生曾与友人访罗振玉。罗氏藏有《古泉汇》书所举之泉,共十六函,每函七、八板或十余板,每板列刀布二、三品至五、六品,列圆钱十余品至二十余品,计有千余枚。看到实物,对照李佐贤之《古泉汇》遂能定孰为改刻,孰为后铸,于是知《古泉汇》所列,不可相信者颇多。家相先生遂一一录出,作《古泉汇伪品》一文,以使众人,不受名家之误。
  其二,随时总结,著书立说,以利提高,以利传播。
  民国九年,家相先生在数日内收圆折明刀四百余枚,尖首刀八十余枚,成白邯郸刀四十余枚和博山出土方折明刀二十余枚。他将两种明刀细细比较,发现出土地点与文字制作有一定联系,圆折明刀出土在京师、易州与辽阳,为战国时燕地,当属燕铸。方折明刀惟见出土于博山,为战国时齐地,且刀之背文有铸齐字者。当属齐地所铸。即作《明刀之研究》,提出一为燕明刀,一为齐明刀的新观点。此说至今,犹为定论。
  同年,家相先生得齐造邦六字刀,即墨之法化刀、安阳之法化刀、齐之法化刀、齐法化刀、齐之化刀共六十余品,此批钱为陈斋旧藏,曾辑入《古泉汇》中,家相先生细审之下,发现“齐之化”刀为“齐法化”刀改刻,刀痕隐约,此品亦收入《古泉汇》,于是知《古泉汇》所载之“齐之化”刀乃伪物也。经过对诸多齐刀之分析,家相先生认为:齐刀之分类,可按边缘与“之”字来分,边缘不断者,莫不曰“法化”,边缘断作隆起者,莫不曰“之法化”,“齐之化”刀,边缘不断,不可能有“之”字,要有“之”字,边缘必须断而隆起。规律何等鲜明!可惜1957年出版的王毓铨先生大作《我国古代货币的起源和发展》中,图版34,依旧将此“齐之化”一品列入。
  其三,精益求精。对于自己的失误,不隐瞒,不掩短,常常作文公开,以益于人,也使自己获取新的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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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国七年,家相先生已小有名气,一日得龙瑞太平钱一品,疑为厌胜钱而弃之。后据友人告知,龙瑞太平乃安南李日尊年号,时在北宋嘉祐年间,为海内孤品。先生失一珍品,已为可惜,但他却对自己的疏忽作了总结:是重其所经见,而忽其所不经见,对创建品尚没有能够把握②。此后,他对创建品则不轻易放过,往往能较人多思三分。
  民国十年,家相先生在沪任职,一日黄昏在五马路古玩市场遇三钱,一天德通宝,一龙凤折二,一造历平钱,遂费二百五十元购之。归家细审,发现除龙凤为真品外,天德、造历均伪。不由感叹万分,认为只知名誉钱之可贵,好贪便宜,莫不上当,告诫自己与众人,搜集古泉不可不慎。
  家相先生涉入泉币界后,从历史角度考察泉币,认为只有对大量行用的普通货币作考证,才能真正获得知识,真正确定货币在历史上的地位。他认为:“近悟古泉学问,不在珍稀而在普通,盖珍稀品仅能得其一时期之制作,而不能求其全盘之系统。”故作《半两之研究》、《五铢之研究》,此乃真正治学之道,也为今天的古泉研究者立一楷模。
  注释:
  ①《泉币》第二十二期。
  ②《泉币》第十八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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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泉界前辈丁福保先生

      泉界前辈丁福保先生,字仲祜,别署畴隐居士,江苏无锡人,生于清同治十三年(1874年),1952年病逝于上海,享年78岁。他肄业于南菁书院,曾担任京师大学堂及译学馆教习。后在上海行医,并创办医学书局。除编印医学书籍外,还编印了《说文解字诂林》、《文选类诂》、《佛学大辞典》、《全汉三国晋南北朝诗》、《历代诗话续编》、《清诗话》等。至于泉学研究之书籍,则有《古钱大辞典》、《古钱大辞典拾遗》、《泉志菁华录》、《古泉有裨实用谭》、《古泉学纲要》及《历代古钱图说》等,编著之勤,鲜与为匹者。丁老之泉学著作,深为世人所重视。日本《东亚泉志》作者奥平昌洪即对先生倾倒备至;美国邱文明著《远东泉谱考》,评先生各书为极佳之作,称其所搜罗之材料极为广博,多为前所未见者。由于丁老在泉界声望极高,故先后任三十年代中国古泉学会会长及四十年代中国泉币学社社长。
  余1938年自杭州旅居上海,因经营钱币业,有幸结识丁老先生。他曾向余购取数量颇多之刀、布、莽泉等各种名誉品,以作为研究及著书之用,听说后来分别成套地赠送给各大学及博物馆。他有一枚“曾藏丁福保家”藏泉印章,足可说明丁老虽嗜泉成癖,但并不单纯以藏泉为目的,而是以推动泉学前进为宗旨。
  结识丁老时,彼已年过花甲,而余方二十余岁。出于对泉学之共同爱好,两人竟成了忘年之交。1940年丁老等发起创立中国泉币学社时,我亦热心参与筹备。后又共同发起举办社友谈话会,相聚于一堂切磋泉学。社友谈话会后称泉币学社例会,地点在副社长罗伯昭宅邸。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二月十九日第74次例会时,余与丁老等共12人曾在罗宅一起合影。该帧照片一直珍藏至今。惜照上丁老等11人均已作古,余当时为最年轻者,如今亦年逾古稀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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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丁老的鼓励下,余在泉币学社所办《泉币》杂志上,亦时而发表点滴研究心得。后来,他还把十分珍贵之《历代古钱图说》原稿本相赠,嘱余在此基础上,继续发扬光大。
  当时余常到丁老府上拜访,亲眼见到他带领助手们进行编书之情景。他家住在上海大通路237弄6号,为一石库门楼房,进门是天井,在楼下右侧一大间统厢房里,靠墙有五只长写字台,写字台旁都是书柜,书柜中存放着各种书籍资料。每张写字台前坐有一人,均有丁老用重金聘请之专家学者,大都年事已高,工作却十分认真,或编集资料,或整理拓本,或埋头写作,各司其职,配合默契,显然他们共事已有较长时间了。丁老坐在该统厢房另一头一张圆桌旁,有时给病人看病,有时便和助手们一起工作。据说后任西北大学教授的陈直先生就曾参与过《古钱大辞典》的编写工作。丁老并不长于钱币鉴定,亦不太熟悉市价,这两方面工作得力于戴葆庭先生。《历代古钱图说》书序中提到“古钱各价目请南北古钱商会议商定一折中之价”,余在北游时问过泉界同人,均谓不知此事,可能是出于宣传需要而已。由于受当年制版工艺条件的局限,故所印钱图大小尚有失真现象,这是将该书与丁老所赠之《历代古钱图说》原稿本相对照后得出之结论。另外,两书中尚有若干赝品掺杂其间,个别地方文字说明现在看来明显有误等等。尽管如此,《古钱大辞典》与《历代占钱图说》至今仍不失为研究古代钱币很为有用之工具书。近半个世纪以来,两书在海内外一再翻印,仍然供不应求,便充分说明了这个问题。因此,丁老先生当年主持编纂这两部泉学名著之历史功绩,将永远不会磨灭。
  (此文原为1988年9月口述,由徐渊整理、并经本人审阅)
  附记:
  在丁福保先生逝世四十周年之际,将由浙江省博物馆马定祥中国钱币研究中心监制、上海造币厂制造“中国钱币界元老丁福保逝世四十周年纪念”铜章一枚。铜章正面为丁老晚年半身浮雕像,背面为中国古泉学社十二人浮雕群像。铜章直径6厘米,厚5毫米,重120克。
  又,在丁福保先生的桑梓故里无锡,无锡市钱币学会亦将举行丁福保先生逝世四十周年纪念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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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年前最后一帖,希望大家能有好的收获。祝各位网友新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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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蜀通宝送给罗伯昭,楚弓楚得,此种逸趣韵事,遂留于钱币界传为美谈。
大象问骆驼:‘你的咪咪怎么长在背上?’骆驼说:‘我不和鸡鸡长在脸上的东西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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