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从明华商业储蓄银行礼券谈起——纪念泉界前辈张伯逝世三十周年
    近日，沪上张杰先生以两张明华商业储蓄银行礼券相赠，我们受“礼”后兴奋之极，因为，这两张礼券与我国钱币界前辈张�尾�有关!故特撰此文以作介绍。
　　两礼券一红一素，均为直式票。长217，宽135毫米，系厚质纸张、彩色精印，图案设计美观大方，十分逗人喜爱。
　　红色礼券，其正面洋红色花框之内，上首为横书“明华商业储蓄银行”中英文行名，行名下印有一展翅飞翔的五彩凤凰，凤凰右下侧，有“今由来人存到”“国币贰圆”“凭券照付本息”的直书黑字，左侧洋红色花纹中，有“礼券”两字，字下有一红色齿边大圆块。右下边有红色编号。左右上角分别为“贰”“圆”字样，左右下角，分别为“贰圆”及“ 2”的面值。素色礼券正面文字布局与红色礼券相同，唯面值为“肆圆”，中外文行名下印的是展翅飞翔的白鹤和朵朵祥云。其图案花纹为绿色，“礼券”两字下为一绿色的齿边大圆块。
　　两券背面，除左右上角分别为“贰圆”或“肆圆”字样，余文字图案均相同，唯前者为洋红色，后者为绿色而已。花框内上首，均为横书“明华商业储蓄银行”中英文行名，下面为相同的直书文字。
　　首先是“礼券储金之意义”，内容为：“礼券之制，由来已久，然其性质多为兑货，徒资消费，无补俭德。礼券储金法良意美，赠者有崇俭之意，受者得储蓄之益，本行有鉴于斯，特设礼券储金，以应社会之需。”
　　接着是“礼券储金章程”，共四条：“一、开发。此项礼券由顾客指定种类、数额，向本行开发，以盖有硬印及储蓄主任印章者为有效。二、种类。分红素二种，数目有一元、二元、四元、八元、拾元五种，并备特式一种，数目得以顾客指定，随时填写。三、利息。此项礼券储金自发给之日起，以年息四厘计算。四、兑取。此项礼券储金得随时向本行兑取本息，他埠各分行所发者，可按代收款项手续办理。”最后是“中华民国年月日发给”字样。礼券背面底下，还有“上海协顺印局代印”的小字。由于两张礼券均未盖有硬印，也无储蓄主任印章及填发日期，应为未填发之礼券。
　　明华商业储蓄银行是沪上私营银行之一，开办于民国九年(1920年)，总行设于上海，在青岛、天津、北京设有分行，资本定额为500万元，至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底，实收275万元，同时有公积金473840.72元，存款总数10305143.03元。当时的董事长为童金辉，董事有张�尾�、林尔卿、童广甫、张亦飞、余月亭、邵生华等，总经理为张�尾�。该行在开办之时，即设储蓄部。礼券储金为该行新开发的项目之一，以适应市民婚丧嫁娶送礼之需要。由于可在该行各分支机构通兑现金，颇受市民青睐。当时诸如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等，亦有红素两种礼券储金之发放，凡在红白喜事场所，往往可见此类红素礼券出没其间。礼券的通用性，不仅吸引了储户，亦为银行起了广告宣传之作用。

　　明华商业储蓄银行的总经理张�尾�，名晋，字��伯，别号后素楼，清光绪十一年(1885年)乙酉七月廿六日生，浙江鄞县人。其父张让三是上海交通大学前身上海南洋公学的创办人之一。张�尾�20岁时进南洋公学，23岁毕业后赴日本学习商业专科一年，1910年到1920年在宁波第四中学任教员兼海关学堂英语教员。张氏有深厚的国学根底，擅长骈体文，并具有很高的英、日文水平。1921年起，到哈尔滨、天津和青岛工作过，在青岛负责筹建明华商业储蓄银行青岛分行。1927年任该行上海总行总经理，兼青岛分行经理。来沪后，寓于莫利哀路(今香山路)三十号。前面介绍的“礼券储金之意义”，从文风看，应出于张�尾�的手笔。
　　张�尾�不仅是银行家，也是著名的收藏家。仅明代宣德炉即收藏了数百只，为国内收藏宣德炉的拔尖人物。在古钱币的收藏与研究方面尤为突出。早在1916年于宁波当教员时，他即与同乡泉友郑家相经常一起钻研泉学，“朝夕讨论，深夜不倦”，并相约在民间贴广告、发传单征集珍稀钱币，1941年在其《寿泉集拓壬编》的自序中还兴致勃勃地回忆起当年两人“争收竞购，互相羡妬”的情景，“历历如在眼前”。随后，他又与郑家相一起，遍游沪、杭、平、津，访问各地同好，鼓动泉学兴趣。由于张�尾�对清钱的收藏与研究功力极深，被誉为：“海内清钱名家”。其所著《咸丰大钱考》最初发表于《银行周报》四百号增刊，长期被泉界视为研究咸丰钱的经典之作。
　　张�尾�的《咸丰大钱考》被收入丁福保所编的《古钱大辞典》，同时收入该书的，还有张氏的《刀布圜法概论》、《刘燕钱史续考》、《五代刘燕钱史再考》、《五代十国货币考》等论文。他还为《古钱大辞典拾遗》作了序。另外，日本《货币》等杂志亦曾发表过他的泉学研究论文，可谓是声名远播。
　　张�尾�对钱币文献的收集和整理亦十分重视。如早年在北京见到成书于清乾隆时的张端木《钱录》抄本，即借来手录了一本，1926年赠张叔驯，1927年又予以刊行。
　　1936年上海成立“中国古泉学会”，张�尾�是评议员。在会刊《古泉学》上写了《后素楼清钱谈》一文，言及清朝祖钱应有四五百种，而他得百品之多，足见其清钱收藏之实力。在另一篇《何谓泉货学》中，提到作为中介作用的货币应必具的六个条件：“一、数量充足；二、价值稳定；三、性质耐久；四、分割容易；五、携带便利；六、辨认普遍。”显示其货币理论基础之扎实。

　　1940年，“中国泉币学社”在沪成立，他是赞助社员，并被推为评议员和《泉币》杂志编辑(在学社后期改选中被推为总编辑)。在他为《泉币》创刊号所写的《发刊词》中，提出了办好泉币刊物的六条要求，都是很有见地的。如第二条中提到：“凡创一议，立一说，必本诸货币原理，史志依据，实事求是，言之有物，力避穿凿，不尚空谈。”这种提倡钱币研究要有实事求是的精神，正是我们今天要继续努力发扬的。他在《泉币》杂志上连载《新莽货币志》，撰写了《两铢泉考》、《行在会子考》、《方孔制钱考》、《说�帷贰ⅰ度�钱辨名》等三十余篇文章，确实颇有学术水准。他还和郑家相、王荫嘉、罗伯昭以及丁福保、张晏孙、蔡季襄、赵权之、汪夷白、戴葆庭、杨成麒、马定祥、陈亮声一起，共同发起泉币学社的例会话动，并成为最积极的参加者之一。我们在整理《中国泉币学社例会记录》(该书之影印·校注本已余1993年出版)时发现，张氏参加例会活动共达120余次之多，其中有的记录还是他的手迹。在例会活动时，他经常出示所收藏的清代祖泉、母钱及其他古今中外的珍稀钱币，使与会同好大开眼界。
　　张�尾�还和丁福保、张晏孙、郑家相、陶庭耀、王荫嘉、陈亮声、戴葆庭、蔡季襄、罗伯昭等十人组成寿泉会，各以生辰排定，每逢生日，各出所藏珍钱三枚各拓十纸，分装十册《寿泉集拓》，每人一册，作为纪念。罗伯昭在《�卫瞎畔∽闫牖�甲两翁祝寿泉帖序》中，称“张君性豪爽，胸无城府，下笔千言，其论新莽泉制、刘燕钱谱，至今泉家奉为定论”，赞张�尾�、戴葆庭“两翁皆古泉界功臣”。王贵忱先生在《<寿泉集拓初集>题记》中，亦高度评价张�尾�为“我国近现代影响较大之钱币学家”。
　　张�尾�是著名大收藏家陈仁涛的干父。早年由张�尾�出力介绍，使陈仁涛获得方药雨的全部藏泉。而陈氏从事清钱研究，著《绿雪馆泉谈》，则受到张氏的影响并参酌其藏泉之成果。后来，张氏的清钱珍藏均归于陈氏。五十年代初，陈氏所有的钱币藏品欲出让，经张氏联系，由国家文物局以重金从香港购回，全部归入了中国历史博物馆。
　　抗战胜利后，张�尾�常往思南路中共驻沪办事处参加座谈会，不久，加入中国民主建国会。1946年6月23日，他和马叙伦、蒉延芳、盛丕华、胡厥文、阎宝航、雷洁琼、吴耀宗、包达三、陈震中、陈立复共11人组团赴南京呼吁和平，反对内战，在下关竟惨遭国民党特务殴打，震惊中外。尔后，他不顾特务的监视，仍奔走于各界人士之间，演讲时事形势，发表政见，还多次掩护和帮助青年学生转赴解放区。1948年底，张�尾�在中共帮助下，转道赴北平，出席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代表大会。后一直在北京工作，是民主建国会常委，全国政协委员、全国人大第一、二、三届代表，政务院外交部条约司专门委员。1969年1月2日病逝于北京，享年84岁。
　　今天，我们在这里介绍由张�尾�任总经理的明华商业储蓄银行的两张礼券，以作为对这位泉界前辈逝世三十周年的纪念。

23鲍康卒年考
    鲍康，清代泉学大家，向为同志所称道。于《古泉汇》之编辑、付梓，其功实未可泯。往读先生著述，得窥其治学态度严谨、资料不自秘、能奖掖后生，诸多可资借鉴者，乃著《鲍康学风简述》一文，以表彰之。今又得王贵忱同志《鲍康著述及其彩笺遗札》一文，除备述先生著述外，又出所藏手札，公之于世，并论及遗札之价值极为可贵。惟于先生卒年，引拙论，谓卒年不详，诚属憾事！
　　前写《简述》时，仅有资料，未及考证，故仅知逝世月日，尚不知卒年。
　　尔后留意此事，而仍未有获。特检《民国歙县志》①，《见其卷十》人物志·士林》有传。略述与吕佺孙、李佐贤、刘燕庭等人之交往、收藏诸事，以及著《泉说》，刻《观古阁丛稿》，刘燕庭、刘师陆等人著作。特别拈出李佐贤撰《古泉汇》亦恒倚康相助一事。足见纂志者对先生之景仰。独于其生卒年，竞亦无所记载。又见光绪《奉节县志》②，但记先生在夔政绩，而无传记，亦莫由知其卒年。
　　杨恺龄《鲍子年先生传》③，备述先生一生搜集、研究泉币及著述、交往之事。而于其生年、卒年，均无明白记载，仅于传未述及“先生以光绪某年、卒于某某，寿七十有几。”具体卒年、卒地、享年，都以某字代之，知杨恺龄先生，固不知先生卒年也。
　　先年曾撰《鲍康年谱》一卷④，逐年系事，也仅及光绪二年。有云：
　　光绪二年，丙子，六十七岁。
　　所系事迹，由二月至十二月，《丛稿三编》刻成止。此后，三年、四年，都无事迹可考。光绪五年，仅有：
　　光绪五年，已卯，七十岁。
　　仍无事迹可考。
　　前年，偶读《福山王文敏公墨迹手札》⑤，竟得先生逝世月日：
　　鲍年丈，已于三月三日逝世。
　　这一资料，虽极可贵可喜，但未知当系诸何年，仍属憾事！手札上疑所署“松溪三哥”，究为何人？又不知其详。嗣于王崇焕辑《王文敏公年谱》⑥中，捡得有关松溪资料一条，转录于下：
　　光绪七年，辛己，三十七岁。
　　新年至烟台，住二日。二月间北上。
　　过黄县，住族人松溪太史家。
　　　
　　并注：
　　(松溪太史)讳守训，山东黄县人。
　　光绪丙戌科进士，官翰林院检讨。与公为兄弟行。至相契洽，有逾手足。据此可知二事：
　　①松溪为王守训。黄县人。与王懿荣为同族，兄弟行，亲密异常，有逾手足。
　　②王慈荣于光绪七年新年至烟台，二月间北上，过黄县，住王守训家，此二事洽与“鲍年丈，已于三月三日逝世。”手札正相吻合。王懿荣此札当作于本年，具体月日当略晚于三月三日，正是二月间北上，过黄县小住不久，继续北上途中改王守训者。王札既已考定为光绪七年，则鲍之卒年，也可迎刃而解，即光绪七年三月三日，更有何疑？适足弥补前憾，亦快慰事也。
　　注释：
　　①《民国歙县志》卷十，二十二页
　　②《光绪奉节县志》卷十一，三页；卷廿五，五页。
　　③《古泉学》第一期，十五页。又丁福保《古钱大辞典》总论，七七页。
　　④唐石父《鲍康年谱》稿本。
　　⑤有正书局早年石印本。
　　⑥《中和》月刊，四卷七期二十四页。

23新发现的四通鲍康彩笺遗札
    鲍康(1810—1881年)①是清代末年著名的钱币学家和金石学家。安徽歙县人，字子年，因曾以观古阁名其书斋，故常喜以观古阁主人自号。晚年去官退隐臆园，又号臆园野人。
　　鲍康一生历经嘉庆，道光、咸丰、同治及光绪五朝，阅历丰富，官至夔州知府。喜收藏、精鉴赏，与刘燕庭、路子端、吕尧仙、潘伯寅、吴清卿、吴子苾、戴醇士、陈介祺、李古农、陈式甫、龄霖宇、钟丽泉诸金石泉学大家广泛交往。著有《谥法考》、《臆园手札》、《观古阁泉说》(附《泉辨》)、《观古阁丛稿》、《大钱图录》、《古泉丛考》、《古泉考略》及《观古阁泉目》等。
　　鲍康在长期的收藏鉴赏生涯中，与诸金石、钱币学名流有大量的书札函件往来，仅就已发现的鲍康彩笺遗札来说，目前所知有王贵忱、童子玉二先生所述的六通和刘春季先生所述的四通。以上资料已分别发表在《中国钱币》杂志1986年1期与稍后一期上。除此以外，在1990年初夏笔者采访西安文物收藏鉴赏家阎秉初先生时，阎先生又慨然向笔者提供了与王、童、刘三先生所述皆同式的鲍康彩笺遗札共四通，合而计之，迄今已发现鲍康彩笺遗札至少已达十四通。
　　阎先生收藏的这四通鲍康彩笺遗札，已装裱在一件册页上。该册页头尾均有阙佚，鲍康所用信纸均系竹纸所制，纵23，横12.7厘米；装裱后之册页纵28，横31厘米。
　　这件头尾阙佚的册页，除鲍康所书的四通彩笺遗札外，另有陈介祺所书的素笺及彩笺遗札各一通(已另文发表)。按装裱顺序，陈介祺手书的遗札在前，鲍康手书的遗札在后。
　　据阎先生讲，这件册页是五十年代初期他在西安南院门开设和平古旧书店时收购的，因时间关系，原售卖人及售卖价钱已无从回忆，唯约略记得其原似藏于西安一回民古玩商家中。从装裱形式及信札内容看，其装裱时间应不会晚于清末民初，装裱的地点似应在西安。从其头尾均有阙佚的状况看，推测原装裱时的信札数量应不仅仅只囿于现存的数通。所佚信札很可能已被后人撕去。
　　鲍康手书的此四通信札，与王、童、刘三先生所述的十通鲍氏遗札相同，均用鲍氏生前自制的彩笺。笺面正中平列蓝印“平周”尖足小布，“安阳”刀各一枚以为装饰图案，顶端横行红印隶书“冯君传语报”五字，右下角有“鲍氏吉金”红色篆书印文一方，左侧真书“观古阁寄书笺”六字竖行红色印识一则。细观鲍氏自制彩笺的制做方式，应为木刻三色套印，图案文字轻扫淡印，构图准确，工艺颇精。其四通遗札之品相均佳。与刘文相比，四通遗札的后尾部没有“臆园野人”印识，可知此四通遗札不是鲍氏晚年时的手笔。

　　为叙述方便，本文特将鲍氏手书的四通遗札，按装裱顺序编为1—4号，另将其按编号顺序分别加标点抄录于后。     七兄如晤:
    连寄二书均到否，时盼来信不得，念甚!念甚!新年惟合第安吉为祝。陈寿翁又有书，望捡收秦中近出铜器大件头寄寿翁，小件头及帛币、印章等务乞为弟留之，源源寄京，至祷，至祷!陕中人便最多，或交袁大人，或交沈大老爷际清均可。瓦头出色者，潘大人托觅，均望留意。此信到，先示复一纸为要。此颂新祺，令郎令甥均祉!弟鲍康顿，十二月廿一日。
    十一月廿九日由程小泉交寄到手书，知合第均佳，深慰，深慰!六面印甚好，古泉亦都收到，外此官印尚望多为购求，即由蔚泰厚银号转寄最速(或仍交程宅)。再，康所收周元泉，背文星月，按八卦方位，四正四隅全备，并开元泉各种星月及各种地名(背文如襄、荆、蓝、洪等字甚多)，存在湘子庙街王宅，去冬往取，则一概无存，殊费多年心力。此等泉陕中易得，望为代觅，多多益妙。并五代泉及北宋小平钱亦存在王宅遗失。尚遗失南宋钱泉数百，此物川中可觅，惟唐泉、五代泉、北宋小平泉望查照《古泉汇》所载，便中费心觅寄(随时寄夔最好)，至祷，至感!价值得便即寄去也。壮布，弟布二种尤祈留意。匆匆手泐，布复。即颂两兄均祉。令郎、令甥并念!弟鲍康顿，十一月廿九灯下。
    昨由马递一信，已收览否?惟近祉多佳，为祝花(?)，寄去十金，为六兄设奠，又三十金为买古玩之用。余再寄汉章以官印为佳，弟所藏官印全被王宅遗失，只存军司马章一方，良可惜也。各物托程师爷速寄川省是嘱。此颂，合第均吉，令郎、令甥并念。弟鲍康顿。三月十一。
    迳启者，六月初二日由蔚泰厚号寄到原封纸包一件(但并无信函)，内印章、泥封、泉范、龟符、古泉(十二方)均如数收到，一无遗失损坏，可喜之至。各件俱佳，而泉范、龟符尤妙极。费神之至，感谢，感谢!其值容陆续寄缴，仍望多为搜索，即交蔚泰厚号寄川最妥、最速。能得一鱼符及诏版则尤幸也。官印逾多逾好，重复者可不收。匆此，即颂，七兄近佳，令郎、令侄(?)、令甥均念。弟鲍康顿，六月初八。

　　以上四通信札，除1号信札署名写给“七兄”以外，其余三通信札俱未署名。查王、童、刘文所谓十通信札，亦俱未署名。可知此当为鲍康信札的一种习惯，其收信人名当由鲍氏书在信封表面。信内不署名，盖为文辞精炼之故。与鲍氏信札文辞简明扼要之风吻合。
　　四通信札中数次提到的“六兄”、“七兄”、“两兄”当为鲍氏此四通信札收受者。按清末西安有著名的回民大古玩商苏六、苏七兄弟二人，与当时的诸金石钱币学大家颇为熟稔，以清咸丰二年(1852年)售给陈介祺毛公鼎一事最为著名。苏六者，名叫苏兆年，苏七者名苏亿年。自清道光二十年(1840年)以降，鲍康以“试礼闱不第旋秦，时先大夫已捐宾客，余归榇不得，奉母侨长安”②。以及伯兄子远、仲兄子周亦寓居长安等缘故，曾长期在长安侨居，于搜求钱币及诸钟爱古物之际，得以与苏氏兄弟相识，依靠其得到了大量珍贵精美的钱币及封泥、龟符、印玺等物。《观古阁丛稿》中述及其与苏氏兄弟此类交往之事颇多，此四通信札则为他们频繁交往的一个缩影。它从一个侧面反映出鲍氏当时痴迷古钱及所爱古物而与古玩商人交友的事实，具有极其珍贵的历史价值。
　　四通信札中1号信注明“七兄如晤”，当是写给苏七无疑。2号信中有“两兄均祉”一句，推测似应写给苏六、苏七兄弟二人。3号信中有“寄去十金，为六兄设奠”一句，知此时苏六已故，该信亦应是写给苏七无疑。4号信尾问及“七兄近佳”，估计此信似应写给苏六。如上述推论准确不误的话，那么，这四通信札的写作时间顺序应为2、4号在前，1、3号在后。因为当苏六健在之时，按照中国人的传统观念，鲍康不会摒弃苏六而专给苏七写信的。
　　四通信札末尾俱未注明写作年代，但据信中屡见“寄京”、“寄夔”、“寄川省”、“寄川”之说，可知鲍康此四封书札基本都是从四川夔州知府任上发往西安的。查鲍氏因故忤上官去职离夔州知府任事在同治十一年(1872年)，信中又数谓其在西安湘子庙王宅寄存钱币等物遗失一事(此事应与同治元年花门之变有关，详见下文叙述)，知此四通信札的年代应在同治二年(1862年)至同治十一年(1872年)之间。

　　同治元年鲍康在西安湘子庙街王宅遗失钱币物品一事，为鲍氏收藏鉴赏生涯中的大事。关于此事的原委及感慨，鲍氏在其多种著述中曾频繁提及。《胡石查手拓观古阁藏铁泉序》说:“余所藏，以频上公车，行箧不能携，存长安一戚好家，旋儤直药省，道远未由致，秦中累遭兵燹，遂悉数失之。仅案头十余枚而已。念之辄怅甚。”《观古阁泉辨》说:“秦中寄存泉币书籍碑版，省垣戒严时，悉数散失。”
　　除鲍康本人以外，鲍的同好亦纷纷为其不幸而感叹遗憾。如胡石查就曾在《观古阁藏铁钱拓本序》中评介说:“南北宋铁泉，蜀中多有出土者。刘燕庭先生官蜀藩日，搜罗最富。余尝见拓本约近四百余品，为自来谱录家所未见，洵足补宋史食货志之缺。同时行辈稍后而留意铁泉，所藏足与燕庭先生相抗者，则惟鲍年翁世丈。盖丈与燕庭先生本戚谊，又同嗜，互相投赠，所积遂多。旧藏南北宋铁泉亦不下四五百品。先是，大昆仲有官陕省者，因寄庋陕中，庚申辛酉间，兵燹屡经，零散殆尽”。
　　以上所述鲍氏寄藏在西安湘子庙街王宅之钱币物品遗失一事，与鲍氏在2、3号信中所述同事吻合。其中2号信述及:“所收周元泉，背文星月，按八卦方位，四正四隅全备，并开元泉各种星月及各种地名(背文如襄、荆、蓝、洪等字甚多)……益州并五代泉及北宋小平钱……南宋钱泉数百”；3号信述及“所藏官印全被王宅遗失，只存军司马章一方”等等，尚可弥补以往记载的空白及不足。
　　鲍康在数十年所费心收藏的珍贵之物瞬息间化为乌有之后，虽一时心中颇为不快，认为此事“念之辄怅甚”，“殊费多年心力”，“良可惜也”……但痛定思痛，“为人廉静和易，泊然寡营”③的鲍康，却并未一味沉浸在痛苦之中，他以收藏家所少有的博大胸怀，认为“物之聚散靡常……天下事往往失之意中，得之意外，有人所不能料者，大率用心挚，用力勤，斯其取偿也亦必厚”④，尝暗自庆幸物虽有失而拓本幸存。一面做诗云:“但使庐山真面在，任他流落到人间(藏泉屡失，曾得石、土各泉范十余，失于长安，幸拓本存耳)。”以抒其怀，一面下决心从头做起，“爰致书友人，兼收博取”，“久久始稍复旧观”⑤。1号信中所谓“泉币印章等务乞为弟留之”，以及2号信中所谓“惟唐泉、五代泉、北宋小平泉望查照古泉汇所载，便中费心觅寄(随时寄夔最好)，至祷至感”，和4号信中所谓“寄到原封纸包一件，内印章、泥封、泉范、龟符、古泉(十二方)”等记述，正是鲍氏在旧物佚散之后的新举措，新收获。

　1号信中所述的陈寿翁即陈介祺，袁大人即袁小午，潘大人即潘祖荫。他们都是当时著名的收藏鉴赏家，与西安古玩商人有着长期的关系，并且都是鲍康的同好。其中陈介祺是苏氏兄弟的老主顾，袁小午当时曾佐襄左宗棠军务而寓居西安，通过苏氏兄弟获得岐山所出大盂鼎。鲍氏在信中提及以上一干人等，托苏七与之搜觅古物并进行联络，故当时西安古玩商人所与达官显宦频繁交往。过从甚密的微妙关系，于此略可窥其一斑。
　　2号、4号信中所说的“程小泉”、“程师爷”、“程宅”以及“蔚泰厚银号”当时俱在西安。疑“程小泉”与“程师爷”为同一个人，“程宅”为其家，“师爷”为其职业。三者每每混述一起，约略使人可辨其中必有直接的内在关系。依笔者之见，作为师爷的程小泉其人当为蔚泰厚银号的帐房先生，其与鲍康的私交一定颇好，而蔚泰厚银号也很可能在四川(夔州)等地设有分号或委托办事机关。
　　3号信中所提及的“昨由马递一信”之马姓者，疑为当时西安回民古玩行中的马姓商人。据西安古玩行老人言⑥，清末跟随苏氏兄弟拉纤，做中人的回民古玩商人颇多，著名者有马姓、泉坛人物金姓和白姓者。不知3号信中所述之马姓者是否即西安古玩行老人所言的马姓?但不管如何，从马姓者亲为苏氏兄弟与鲍康传信一事看，知当时西安古玩行商人的足迹已经涉及到交通落后的四川等地了。
　　以往述及苏氏兄弟的资料，多偏重介绍苏氏经营古玩行业的趣事及做伪技能，未曾涉及到古玩业之外的个人生活，3号信中所述的“寄去十金，为六兄设奠”之事，不仅弥补了以往史载的空白与不足，而且明确的提供了苏六的去世时间，这对研究苏氏兄弟的生卒及其他相关之事，确是极为珍贵的第一手史料。
　　过去所见的鲍康手书信札，绝大多数是鲍氏与诸金石、钱币学同好所交流、探索收藏鉴赏技艺的酬酢问答，似未见及有涉及古玩行商人的信札出现。此次四通鲍康手书给西安古玩商人的信札的发现，无疑为鲍氏尺牍增添了新的内容。
　　一百多年以前，著名金石考据学家王廉生曾盛赞鲍康之书法，谓其“千百年后，皆剧迹也”。今观所发现的四通鲍康手书彩笺遗札，其字体刚正峻立，潇洒清秀，遣词通远简洁、行文清新流畅。因此，新发现的此四通鲍康遗札，不惟在研究探索鲍康生平以及金石学、钱币学方面有珍贵价值，另外在了解鲍氏的书法、文风等方面，同样具有珍贵的价值!

　　注释:
　　①关于鲍康的卒年，文中采用了唐石父先生的观点。参见唐石父《鲍康卒年考》，《中国钱币》1986年3期。
　　②鲍康《观古阁泉辨》。
　　③胡石查《观古阁藏铁钱拓本序》。
　　④⑤鲍康《胡石查手拓观古阁藏铁泉序》。
　　⑥除西安古玩行老人所言之外，已故陕西文史馆馆员刘安国老先生亦持此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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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帖由 小小书童 于 2008-2-28 17:00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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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洪遵及其《泉志》
    我国不仅钱币学遗产非常丰富，而且早在一千四五百年前就有了钱币学专著。南朝萧梁时代的顾烜《钱谱》中，曾经引用过一部有姓佚名的《刘氏钱谱》，隋以前的钱币书还有几种，均已亡佚；唐至北宋的钱币图书之作也不少，然亦已失传，古谱幸存于今只有南宋洪遵《泉志》一种，其成书距今已有八百多年的历史。
　　洪遵(一一二○——一一七四年)，字景岩，鄱阳(今江西波阳)人。他是宋代名臣洪皓次子，与其兄洪适、弟洪迈皆以文章见称于当世，有“三洪”之誉。洪遵年二十三中词科，赐进士，擢为秘书省正字。历官有建树，累进资政殿学士。卒谥文安，《宋史》有傅，附洪皓传中。著有《订正史记真本凡例》、《翰苑群书》和《谱双》等书，以《泉志》一书最著称。已故罗伯昭先生撰有《洪文安公年谱》(《泉币》第九期)和《洪文安公藏泉表》(《泉币》第十期)二文，记述洪氏仕履及其泉学较详。《泉志》成书于绍兴十九年(一一四九年)，是年洪遵三十岁。其致力于研究钱币当是南渡后初期的事，否则难有成就。他在《泉志》自序中称“得古泉百有余品”，从载录诸钱看，可知多非常见品。此书通篇文字要而不繁，著录程序谨严，引正史以至稗官杂记和钱币谱录达九十余种，可谓征引浩繁，以“余按”记本人考说，是一部内容充实、体制精审之作。其后，于绍兴二十九年(一一五九年)与宋高宗廷对钱法事，后一年又议置永平、永丰钱监，可见洪遵不仅是一位钱币学家，也是究心于鼓铸得失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