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是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作为东方货币体系的代表，中国货币所产生的影响是源远流长的。在世界货币史上，以丰富多彩的文字造型艺术而独树一帜。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在我国使用的刀、布、环、贝四大体系的青铜铸币中，已有大量的文字出现。中国货币文化发展到两宋时期达到极盛。那些钱币上令人目不暇接的精美文字多出自当时能工巧匠或书法名家之手，遗憾的是我们对于他们的名字知之甚少。有据可查的自欧阳询以八分书开通元宝始，尚有：徐铉书南唐开元对钱，宋苏东坡隶书元丰通宝、司马光书元右对钱，蔡京书崇宁钱。金代党怀英书玉箸体泰和重宝，元周伯琦书楷体至正权钞钱。以及别具特色的两宋御书钱系列。根据相关史料试将御书钱种类分述如下：御书钱自太宗赵匡义御书真、行、草三体淳化元宝始（这同时也首开草书入钱文的先河），太宗御书至道三体钱，徽宗御书崇宁，大观、政和及宣和背陕小平（背陕字非御书）。钦宗御书靖康钱（此说有争议，今从王荫嘉说），南宋高宗御书绍兴折二等钱。总计有十多种御书钱传世。

在中国数千年的货币历史长河里，我们仅仅知道为数不多的钱文书写者的姓名。而其中两宋众多的御书钱产生，便格外引人注目，这正是本文旨在着重探讨的。稍微研究一下宋史可以发现，在两宋王朝三百多年的历史中，儿皇帝的现象是极少的，一般皇帝即位之时多已成年，而且在位时间也较长，那么相应的新皇帝做太子的时间也是较长的。典型的如宋光宗就做了四十年的太子。这使得他们有充裕的时间醉心于琴棋书画。所以高宗在自撰翰墨志中云：“宋自开国至南渡一祖八宗，皆喜翰墨，特书大书飞白分隶，加赐臣下多矣。……余自晋魏以来、至六朝笔法无不临摹……凡三十年间非大利害相妨，未始一日舍笔墨”。又见《武林旧事》卷七载：太上赐宫里御书《急就章》并《金刚经》，官家却进御书真草《千字文》、太上看了甚喜云：大哥近日笔力甚进。其中因赵构于绍兴三十二年六月为太上皇，故云太上。官家即太子宋孝宗。由此可见，两宋皇帝对于书法的喜爱，并非仅是附庸风雅、玩弄笔墨，而是到了入迷的境界。正因为如此才造就他们很高的书法艺术水平。至于那位性甚机巧、优于技艺的宋徽宗，由于整日迷津书画，虽然独创瘦金体而在书法上自成一家，但由于不事朝纲，不修国政。最后落得国破家亡、惨死五国城的悲惨结局，更是被大家所熟悉。

虽然两宋帝王喜爱并擅长忆法，但这并非御书钱产生的真正原因，而只是众多的御书钱问世的先决条件。在中国封建历史中，喜爱并擅长法的帝王为数甚多。如前有大唐文治武功的太宗李世民，后有大清的十全皇帝高宗弘历。都并没有在当时的钱币上染翰。这是因为中国封建传统历来提倡重义轻利，君子罕言利等信条。孔子曰：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董仲舒曰：正其谊不谋其利。还有西晋鲁褒就在所著《钱神论》中，更是以辛辣的笔墨，对钱币大加嘲讽。如：“钱之所佑，吉无不利，何必读书，然后富贵－－无俭而尊，无势而热－－危可使安，死可使活－－怨仇嫌恨，非钱不解，令人笑谈，非钱不发”。对主宰人与人之间关系的金钱，进行了痛快淋漓的唾骂。更有甚者，晋人王衍竟视钱为秽物，口未尝言钱字，以示清高。虽然，东汉末年汉灵帝好积钱财，不择手段公开卖官以至于嗜钱如命，这样露骨地崇拜货币者毕竟极少，在封建社会颁发的律令中对于商人多加歧视。商人纵是有家财万贯，其社会地位还是比较低下的。所以，在钱币上书写钱文多视之不雅，那么两宋有众多的皇帝来御书钱文，就不能不说是一种空前绝后的现象。那么这种特殊情况的出现，必然有其深刻的社会原因，我们试作如下分析：
        公元９６０年正月，后周大将殿前都点检赵匡胤由于部将拥立。于陈桥驿兵变、黄袍加身取代后周夺取皇权。因赵匡胤当时兼宋州归德军节度使，便以宋为国号建立北宋王朝。当时天下四分五裂，北方有契丹贵族建立的辽政权。山西太原有北汉政权，南方有后蜀，南平（荆南），南汉、南唐、吴越等割据政权，在湖南和福建的漳州、泉州一带，都有割据势力盘踞，这种情况的形成，是由于唐末风起云涌的农民战争沿重地打击了地主阶级，瓦解了唐王朝统治秩序。而握有兵权的武将大多割据一方，在常年割据混战中，武将的社会地位在五代时期上升到极为崇高的地位。藩镇割据遍于全国，州县官吏多由武将充任。与此相反由读书应举爬上官僚阶层的文人集团，社会地位却下降到最低点。如后晋禁军大将李彦韬常对人说：“吾不知朝廷设文官何所用、且欲澄汰，徐当尽去之”。在五代时期，作为掌权的统治者－－皇帝，只能是行伍出身、战争起家。朝臣之中由武将担任的枢密使，权势超过原来官僚中地位最高的宰相。中央和地方的实权都掌握在武将手中，文臣不得参预机密、决计大事，不过用来起草诏令，奉行文书兴办典礼，成为军阀政权的点缀，然而到了五代末期，在长期割据混战之中，地方割据势力渐次消灭，中央禁军武装逐渐成为左右局势的最强大力量。新皇帝的崛起不再靠地方割据势力，而由中央禁军的拥立。郭威建立后周，柴荣当上皇帝，赵匡胤陈桥兵变都是中央禁军拥戴的结果。自后周建立开始，黄河流域的政治局面逐渐稳定，全国统一的趋势增强。在这样的历史形势下，后周太祖郭威和周世宗柴荣开始采取一系列集中权力和安定封建秩序、巩固自己统治、促使全国统一的措施，其中重要的一项，就是限制武将权力、开始重用文臣。

赵匡胤建立宋朝以后，做为一个没有兵权的皇帝，面对可能反复无常的禁军统帅，他首先要做的就是把分散在将帅手中的兵权收回来。于是在文臣赵普的谋划下，于９６１年七  月初九，演出一幕“杯酒释兵权”，用和平的手段解除了石守信等人的兵权，把精锐的禁军控制在自己手中。如何运用军队来维护和巩固自己的统治，又如何设法使军队不至于危及自己的统治，是摆在结束分裂割据局面，加强中央集权北宋统治者面前的一个重要课题。对此，赵匡胤采取如下措施：（一）极力把兵权集中到中央，消灭藩镇割据的局面。（二）分割中央禁军的权力，使禁军不再成为能够威胁皇帝宝座的特殊武装集团（三）确立募兵养兵制度，大量招募饥民为兵，缓和阶级矛盾，贬低武人的社会地位。（四）抬高科举地位和扩大取士名额，使科举成为官僚进升主要途径。（五）严格控制地方行政，由皇帝派遣“通判”参预一州的军民刑政，控制地方的人事权，财权和司法权。通过一系列措施的实行；宋太祖全面控制了各州郡的政权、军权、财权和司法权，加强了中央集权。一反五代时期君弱臣强，地方上节镇的权力太重的现象，建立了从中央到地方的中央集权专制统治。
        有感于五代时期极端地重武轻文的现象，宋太祖极力倡导形成有宋一朝重文轻武的风尚，从而走向另一个极端。如宋初启蒙读物《神童诗》中云：“天子重英豪，文章教尔曹，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又如宋真宗时，需要一个既善弓矢又美仪采的大臣陪同契丹使臣射箭，而唯一符合这两个条件的只有文臣陈尧叟，真宗托近臣对陈尧叟说，如果愿意从文官改换武职参加这次活动，即给以节度使的高衔。陈回家请示母亲，母亲拿起拐杖就打，骂道：“你在朝对策得了第一，父子都以文章立朝为名臣，今天竟然贪图富贵，想给我家丢人。”弄得此事只好作罢。对于这种有关国体的大事，仅仅因为文武的差别，甚至皇帝说话也不灵了，充分说明重文轻武的风气在宋朝被推崇到无以复加的地步．类似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    据《宋史》载，宋代历朝皇帝常以御书赏赐臣下，甚至一反君倡臣和的封建传统，时常有君和臣诗的现象，如太祖和扈蒙诗、太宗和杨徽之诗、神宗和文彦博诗等等。推崇文风到了不遗余力的地步。绍兴二十七年七月，户部大臣疏中有云：“唐开元通宝，其字欧阳询书，犹为当时所称。岂如圣神，规画尽善。亲以翰墨，作新斯制，广布环宇，动流亿年，俾生民宝之，永以为重。”由此可见，御书钱的产生确实出于两宋皇帝眩耀书法，倡导崇文风尚的用意。太宗时诗人王禹称有诗云：“还有一般胜赵壹、囊中犹剩御书钱”。也充分说明了，御书钱的出现在当时就是颇引人注目的现象，也说明了御书钱的产生和流通，对于倡导重文轻武风尚的形成，确实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
        从宋开始，中国封建社会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中央集权制度比以前更为巩固加强，适应这一发展变化的重文轻武风尚成为制度，也造成了一代社会风气。宋太祖后，由士兵拥戴夺取政权的事，在中国封建社会历史上就再也没有发生过，可见，重文轻武的制度和风气，在巩固中央集权和加强皇权方面，确实起了一定的作用。但是这种制度和风气，却又不免带来兵疲将惰，积贫积弱的局面，造成国家官员不断增多。官僚机构空前庞大，相应地加重对人民的剥削，使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国家和人民之间的矛眉，随着时间的推移趋向尖锐。
        所以，我们认为两宋众多的御书钱问世，其背后包含着倡导重文轻武的政治色彩。然而，也正是因为过分地推崇文臣，贬低和限制武将，才酿成靖康之耻，南宋苟安江南一隅，最后皇帝被逼跳海的悲剧。我们通过对御书钱的了解，不但可以看到有宋一朝历史的缩影，还可以让我们认识到杨家将、岳家军悲剧的真正原因。
参考资料：
《学林漫录》
《宋辽夏金史话》
《安徽金融研究》
《泉币》
《霞外捃屑》
《宋史》
《新五代史》
《中国历史大事年表》

两宋众多的御书钱问世，其背后包含着倡导重文轻武的政治色彩

正是由于这种风尚才使得北宋成为中国文化发展的又一高峰

其中因赵构于绍兴三十二年六月为太上皇，故云太上。官家即太子宋孝宗。
此时不应再称太子
宋代官家指皇帝，这里再加太子似乎不当